在柳传志70岁的这一年，刚好也是他下海创业30周年，当然这同时也是联想的年龄。面对而立之年的公司，柳传志颇多感慨，于是动笔给自己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在这三十年中，我们有过无数次要死要活的坎，其中有的是早年间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带来的大麻烦，有的是我们战略决策错误造成的苦果，这里面有大量的难以忘怀的痛苦。”
1984
在接受一家人物杂志的采访时，柳传志说自己没看过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但1984年对于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柳传志是这样概括的：“被阶级斗争搞得心惊胆战，被无所事事的生活搞得麻木不仁。”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柳传志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6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票证供给的时代。柳传志这一年40岁，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屋顶铺着石棉瓦的“自行车棚”里，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一项叫作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早在1980年的时候，柳传志已经接触到国外同类研究的优秀成果，这让柳传志异常苦闷，后来柳总结说：他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10月17日，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从这一天开始，柳传志把自己投放到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人生轨道当中。
在他40岁之前，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整个中国都非常穷困，也没有办法让个人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让他很痛苦。40岁以后，他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选择了创业，也知道会很艰难。曾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柳传志不得不放低身段去和基层工商管理人员打交道，为了一张审批报表，他得接受一个年轻办事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斥责。
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丝毫没有回头的打算。
2014年深秋的一天，在靠近住所的一家酒店的会客室里，柳传志向记者回顾了30年前创业的难处：“8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第一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对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大的考验就是能辨别政策红线，尽量踩在红线里头。对红线的把握是高明的，也是高风险的：完全在红线里走，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而走出红线，风险就无法估量。
“那个时候政策的解释经常是掌握在执行人员的手里头。”
那个时候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电脑品牌，对电脑进口额度和关税实施控制。这样一来，能搞到进口批文就成了中关村电脑公司的生存之道。联想自然也是争抢批文的一员，但柳传志为公司设定的底线是“法律手续必须完备”，“必要的时候要割让掉一些利益”。
1988年，柳传志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因为他发现从香港直接进口电脑要比内地便宜得多。借助各种关系，香港联想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当时AST在电脑业并不是一个强势品牌，这就让联想在谈判时掌握了许多主动权。由于联想在内地强大的销售力量，AST在内地市场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康柏。
“其实当时许多企业都在香港有派驻机构，做国外品牌代理，一些企业的实力比我们只强不弱，为什么他们最后做得没我们好?”是因为我亲自在香港把关，避免了其他公司因为员工与外国企业串通蒙骗国内公司情况的产生。
在联想AST代理做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柳传志已经开始想做自主品牌电脑。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国产品牌对于国际品牌毫无抵抗能力，根据凌志军《联想风云》一书提供的数据，1994年，中国电脑市场上国际品牌所占份额高达40%，而且AST也不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另起炉灶。然而，这一年柳传志硬是克服上述阻力，让时年30岁的杨元庆担起重担，组建微机事业部，销售联想电脑。
不久，国家放开国外电脑进口审批政策，一大批靠代理电脑为生的中关村关门倒闭，而已经先行拥有自主品牌的联想却站稳了脚跟。这一经历让柳传志总结出“提前动手拐大弯”的经营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后来各个发展时期。“机会的存在就是要在你做好眼前业务的时候，提前开始进行环境的研究，然后提前动手，拐大弯。等到你企业、行业里边出现问题了，再改，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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