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执政集团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一些耕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国家，无论其经济状况发达还是落后，粮食安全都是其核心国策。
不仅是在中国，从日本、韩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对待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态度和政策来看，都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其核心无疑都是立足于“自给自足”。
跳出18亿亩耕地认知
在国际上，各国关于“粮食安全”比较一致的理解是：如何能够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和科技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足够的粮食，满足人们对于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包括足够数量的粮食生产、充分的市场供应、以可承受的价格合理分配给所需要的人群。
而所谓“泛粮食安全”则是指与小麦、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密切相关，对于主粮有一定补充和替代作用，但又与主粮作物竞争同类型资源的其他农作物的生产能力。它包括饲料以及油料、棉花、小杂粮等作物，这是一个比粮食安全更加广义和更加延伸的概念。
一提起粮食安全，人们一般的直接反应就是农业生产赖以存在的耕地。因此，要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是要保证我国现有的18亿亩耕地不再被其他商业和工业用地侵占。这一基本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粮食安全仅仅局限在耕地上做文章，就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了。
这是因为：第一，耕地不等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是耕地;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装备程度;农业生产的参与者——农民的生产水平;粮食市场的收储渠道和流通性;粮食价格的高低与波动;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比;粮食生产的税费和补贴;土地承包、流传和租赁等相关政策……在这张清单上，土地只是粮食生产的一个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
第二，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不再是过去人们所理解的静态的概念。在实际生产中耕地的质量比耕地的数量更重要，特别是在反常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能够大大提升耕地的使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西部有大片可开发的耕地，如果普及节水灌溉技术，可耕地面积可以大大增加。耕地的休耕、轮作与复种，立体农业、无土栽培等技术大大扩展了耕种的空间与种植的内涵。
无论如何，耕地永远是有限的，人口却在增多，经济在发展，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如果一谈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我们就拿土地说事，我们就永远走不出这条“死胡同”。
各个国家之间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内各个行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实质上是科技水平、生产效率和社会资源分配与利用能力的竞争。因此，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农业产业的经济效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程度在粮食生产、粮食安全和泛粮食安全上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粮食安全并非靠“补贴”
发展农业和提高粮食安全能力是靠补贴还是靠理顺粮食生产的政策与经济关系，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策是对于农业生产的“补贴机制”，因为这是一个在短期之内可以立竿见影和省力的方式，但是从长期产业发展的经过来看，这种补贴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的弱势和出路问题。
从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开始，农业补贴成为了世界各国解决农业和相关社会问题的首选措施。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罗斯福新政”更核心的思路和措施，是通过强行削减农业生产的产能和主动限制产量，使得农业产业的发展从盲目的产量追求和产能扩大，转变为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和种植者收入提高的追求，从而从根本上扭转农业发展的颓势。
农业补贴是“扶贫”和“输血”，还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下策，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没有能解决农业产业自身的“造血”机制问题。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须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问题，则需要正本清源，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
第一，解决农业生产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分离的问题，从根本上消除农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第二，以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地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回归为契机，消除长期以来压在农业产业发展头上的工农业产品价值交换的“剪刀差”问题，让粮食生产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
第三，消除粮食定价机制种种隐形的限制，使得农产品和粮食价格回归合理。
第四，解决农民在卫生、医疗、退休、失业保险等方面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使得农业产业的从业者也能够获得与其他行业同等的从业尊严。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如果能够解决以上问题，中国的农业产业和粮食生产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高，社会资金和优秀人才将会源源不断涌入农业产业。这样，无论是“粮食安全”还是“泛粮食安全”的问题都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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