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钢贸“病来如山倒”。信贷逾期集中爆发的时间点，是长三角钢贸危机爆发两年以后。
情况有多严重？记者独家获取的监管部门截至7月末的监测数据显示，整个佛山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从去年末的60.54亿元飙升至192.14亿元，7个月增幅达217%；不良贷款率也从去年末的0.85%升至2.6%。
在佛山不到200亿的不良贷款余额里，投向乐从地区的钢材贸易、塑料贸易两个行业的坏账就占了一半，约有100亿，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钢贸。
佛山钢贸，更准确地说，是佛山顺德乐从镇的钢贸行业，眼下正在经历什么？银行业界也在尝试寻找原因，佛山钢贸“大病一场”的爆发点，为什么整整晚了两年？又为什么终究还是来了？
2014年秋，当本报记者走访佛山银企，听到的各方陈述，都隐约透露着与2012年初长三角钢贸危局时类似的剧情：商户从一开始的错愕、叫冤、甚至失去信心试图逃废债，到最后镇定下来寻找出路；银行则从一开始的焦虑、收贷、互相博弈，到最后成立债委会步调一致尝试救援。
追究成因，两地钢贸类似的剧情往往有着类似的原理：“实业空心化”让大量资金最后落脚到了房地产，近一两年来资产价格缩水的结果是流动性越来越紧；只适用于经济上升周期的“联保互保”贷款机制成为了风险蔓延时的“连坐”机制；风险爆发初期银行按照信贷政策收缩借贷总量本无可厚非，但这相当于没收本已“10锅9盖”贷款商户手中余下的“盖”，挪用信贷资金投地、投矿带来的资金期限错配，一下子水落石出。
喊冤的贷款商户
“你看看我，我的‘钱’都在啊。”一名乐从较大的钢贸公司老板向本报记者罗列着他套用银行贷款投下的一批物业名称，义正词严毫不遮掩。他想证明的是，他并没有把银行贷款赌博或挥霍掉，而“只不过”是变成了固定资产。
本着这样的逻辑，不少钢贸商对于身处危机感觉冤枉。面对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们往往都把责任归咎到两件事情上：银行的收贷、担保机制。
“是银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收了将近一半的钢贸贷款。”上述钢贸公司老板不忘类比说：“如果在几个月时间里，一半储户都提款，就算全世界最大的工商银行也会倒闭啊。”
据当地钢贸担保业人士监测，去年乐从钢贸融资总量将近900亿，不算民间借贷，银行的贷款余额超过700亿，但今年年中行业总结的数据显示，银行的钢贸贷款余额已经不到400亿，相当于已经收回去至少300亿，且大部分发生在年内。
这一切的“爆发点”是去年广东基柏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应胜资金链断裂，在年底还因债务纠纷被告上法庭，范应胜是乐从钢铁协会理事；同一时期，当地的“华南钢贸大鳄”广东金型重工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寻求破产整合。
一如长三角钢贸危机被引爆于“无锡一洲老板跑路”事件，这类“导火线”导出的“火”在于：第一，互保联保体系让风险无限扩散开来；第二，触发了银行贷后管理部门的紧张情绪，行业内一众商户进入银行的“关注类”名单。在真正的危局到来前，不少银行都想在同行行动前，悄悄抽身抽贷以求自保。
对于互保联保，一名贷款客户说，他的情况是自己的负债都还得起，但一想到自己因互保联保而招来的“或有负债”，他就整夜失眠，失去经营下去的信心。
“如果我们乐从钢贸最后死了，那压死我们的不是‘负债’，而是脑袋里想到的‘或有负债’。”他说。
“我和几十个人有联保，有的是以前银行‘拉郎配’来的人，我都不熟悉，我怎么去看住他们还贷呢？要是他们中有10个人、20个人都不还贷款了，我哪里有这些钱来履行担保义务呢？”
这名贷款客户用“蚂蚁和大象”比喻自己的困惑。在他看来，个体和发生担保关系的商户群，就像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前几年情况好，就算偶尔‘死’一只蚂蚁，大象也能背走蚂蚁；现在情况不行了，会‘死’一只大象，难道要蚂蚁背走大象吗？”
他的这一思考在业内很普遍。只适用于经济上行周期的互保联保机制，在经济低速发展期，赤裸裸展现着中国金融缺乏创新、信审模式单一的硬伤。
若追究理论根源，互保互联本身是通过抵消个体间非系统性风险从而降低银行信贷风险的一种机制安排，但这一机制只有在风险个别发生且金额较小时才管用，一旦风险较为集中爆发，这一机制反而会将非系统性风险变得系统起来，并加速风险的扩散，从而增加贷款主体和银行的风险。
焦虑的贷款银行
叫冤的贷款商户自有它们的道理，但本报记者一旦追问，“为什么银行贷款到期就一定要续贷”或“为什么要与那么多人联保”时，除了“银行希望我们多贷款”外，几乎没有更多的答案。直至今日，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钢贸商户尚难理解自己的“过度融资”和此后必然的“挪用信贷资金”投作他用是一种错误。而互保联保模式，亦不过是扩大融资杠杆的工具。
“中国的中小企业家往往坚持着‘起早贪黑、敢闯敢搏’就应该赚钱的朴素价值观，他们少有信用风险管理意识，几乎无一有流动性风险管理意识。”有大行广东省分行（辖管佛山二级分行）风控部门高管表示，中小企业家们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来习得什么是风险管理。
在本报记者对佛山包括钢贸在内的多家中小企业的走访中，当记者试探性对信用扩张和风险管控两个话题进行提问时，收集到的回答往往将风险扩张下意识认定为一种盈利模式，即类似于“问银行借钱（综合成本）15个点成本，投资出去（买房、放息等）36个点回报”的思路，言下之意是“何乐而不为”；而风险管控，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就只剩“钢价是涨是跌”、“有没有订单”这两个考量。
但在一场信用危机里，银行的左右为难是实实在在的。
“今年以来，我们几乎每个月，有时候一两个星期就要专门拉一批存量客户的贷款卡，不为别的，就为监测同业们是否开始收贷。”一名大行分管授信的人士说。
这名授信部门人士举了某家钢贸贷款客户为例。客户的贷款资金，最终流向是房地产项目，到期无力偿付主要因为短贷长投期限错配，但地产项目有其客户的股份。该行因此把这名客户归入了“有保有压”中的“保”一类，并希望能够“放水养鱼”，靠不断续贷来使资金期限匹配。客户也答应一旦所投的物业建设封顶进入销售，将尽快回笼资金还清贷款。
但接下去的问题，让上述授信人士头痛。
第一，该名客户不止在一家银行有授信，其余银行可不见得和这家大行想的一样，某小银行一看该名客户发生逾期，就急速收贷，导致客户资金链雪上加霜。“那些小银行真的是下手很狠的，我们下手晚的也是受害者。”他说。
第二，该客户牵扯进了一个又一个担保圈，有银行因该客户担保的其他商户贷款无法偿还，而将其一并告上法庭，导致其资产也被查封。
“你说我们怎么办，好人当到最后变成‘买单人’，轮到我们处置资产，客户连抵、质押物都被其他银行查封走了。”该名授信人士说，“最后分行利润受影响，总行怪罪处置不力，错的都是我们。”
吃一堑长一智。这家银行再对待别的商户时，尤其是在该行贷款余额较少的、比较容易收缩贷款的商户，“能收就收了吧，我们是上市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一切都是照章办事”。
救援同盟的形成
在佛山钢贸，或在此前的一些信贷危局中，银行之间会博弈，银企之间也会博弈，这样的现象常常产生。
结果显而易见，如前文所述，一个银行收贷，其他银行会因为可期的利益受损而跟进，恐慌情绪蔓延，商户觉得早晚是“死”，就丧失了合作意愿。
因此，很多危机一旦爆发就是猛烈的，病来如山倒。
但不久后，政府部门、监管单位和银行会意识到这种“集体非理性”，从而形成某种协调机制。在上海钢贸的危局中，有过银行和钢贸商会共同参与的协调小组；在佛山，顺德钢贸银行债权委员会（下称“债委会”）在今年年中建立，目前已有32家成员银行。
随着债委会的建立，本报在采访银企时听闻，从今年年中开始，恐慌情绪有所平复。一些银行将现阶段定性为“钢贸救援期”，区别于过去近一年的“风险爆发期”。
据债委会牵头行之一的中信银行方面介绍，目前债委会已经初步摸底了钢贸市场情况，包括该行在内的会员银行都愿意维持信贷政策稳定和目前的钢贸信贷数额。“钢贸融资有泡沫，但不能在风险中期‘挤泡沫’，那样只会让风险扩散，现在维持企业现金流更为重要。中信银行愿意成为维护市场稳定、防控风险蔓延、恢复市场信心的主力军。”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现分管佛山二级分行）信贷管理部人士称。
本报记者另从当地有关管理部门了解到，对于钢贸信贷风险处置，政府已经强力介入，协调各方，统一步调，采取主办行制度、分类管理、拆圈重组、银团贷款等技术手段稳定企业信贷。银行对钢贸企业的急速收贷行为已明显缓和，钢贸行业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至于那些已经失血过多无力维系或有逃废债倾向的商户，中信称该行的做法是“控（信贷）总量”，但可以在钢贸企业之间“调结构”，推动优胜劣汰。
截至目前，中信方面称“暂时没有做过一个（钢贸企业坏账）资产转卖包，主要的努力都在盘活企业资金、恢复生产经营，确保企业和银行的利益最大化”。
而对于前文所述钢贸商户所恐慌的联保互保，债委会尝试一种“隔离模式”。中信方面介绍称，根据债委会会员银行公约，在借款主体丧失经营能力偿贷无力后，在保证人具备担保能力且同意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并如实向债权银行申报资产且接受债权银行监管的前提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隔离”，即先对借款人进行债务追偿，不足部分再向保证人进行追偿，避免扩大风险损失。
这样的“救援”，对于求生的企业而言，是一次盘活的机会；对一众银行来说，或许只是无奈中的“两害相权取其轻”：银行已经做好了损失的准备，眼下的争取，不过是损失程度的最小化。从多家当地银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的分析中可见，宏观经济回暖和资产价格逐步回调，很可能是这场钢贸危机中多方的唯一出路。
晚了两年的启示
在佛山，有一个问题是银企双方都在思考的：2012年初长三角钢贸危机爆发时，华南钢贸重镇佛山的情况良好；直到去年年底，佛山银行业钢贸坏账虽有上升却并没有飙涨。然而为什么，钢贸贷款不良集中爆发的事件，晚了两年还是来了？
对于晚了两年的原因，不少受访者向本报提供了一个思路：当前期宽松货币政策进入消化期，而最终消化了大头资金的房地产又进入价格调整期，危机的火，总是沿着融资“杠杆最高的地方逐渐往下烧”。
在这样的逻辑下，用最通俗的话讲，“十个瓶子几个盖”的资金游戏里，“盖子”越少，实业的空心挖得越大，就越先进入危机。
“所有问题化繁为简，就两点，第一是流动性缺失，第二是资产价格缩水。”某银行分行管理层人士分析称。
佛山一名钢贸担保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乐从钢贸和周宁钢贸（长三角钢贸商多来自福建周宁）模式上有一定区别，比如乐从钢材重复抵押的问题不明显，“销售地模式”（佛山当地制造业发达）也使钢材贸易需求平稳、工业用钢需求较多。
此外，上述负责人表示，乐从钢贸商本地人较多，在营商环境变差的时候，“跑路”的多半是外地人，本地人总的来说愿意多支撑一段时间，一方面由于本地人当地置业较多，行话说是“资产较厚”能挡一阵，另一方面也因为三姑六婆妻儿老小都在当地，跑路成本较大。
然而，即便晚了两年，危机还是来了，这又是为什么？长三角的钢贸危机和佛山遇到的困境之间，是否具有相通性？
从监管方到银企，本报走访询问这一问题，共收集到四个答案。
第一，钢价跌入谷底，钢贸企业赚取的利润逐渐被掏空。和多年前“只要囤货哪怕不销售就能赚钱”的市况相比，行业基本面变差，是长三角和佛山钢贸共同面对的问题。
第二，即便过度融资情况没有长三角那么“疯狂”，但佛山钢贸实业空心化现象仍不容小觑。“几个钢贸公司同一个实际控制人，一个实际控制人的两三家企业自己互保，将贷款资金用来炒地炒矿、好房好车，这些现象都很普遍。”一名当地银行人士称，货币宽松会带来两个结果，各种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盈利远远大于实业本身，同时钢贸商在银行贷款极其简单，这两个结果叠加，就会导致过于发达的金融和逐渐变成融资平台的实业。
第三，是联保互保、票据融资等类似的模式。前者使风险缺乏隔离机制，后者抬高了融资杠杆率和融资成本。而发达的民间借贷，也加剧了风险程度。
第四，则是银行的经营机制所决定的。虽然长三角钢贸商和佛山钢贸商是完全不同的群体，但绝大多数贷款的银行却是全国性的，银行总行的风控政策是全国性的。“钢铁行业”尤其是“钢贸”，自2012年始，就是各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中避之唯恐不及的板块；而“批零贸易行业”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们对于风险的特意关注或者过度关注本身会增加被关注主体的风险。”一名高校金融研究人士称，风险和信用是硬币两面，“即使你的客观风险没有增加，当所有人关注你而不相信你时，你可用的信用额度急剧下降，风险自然就真的上升了。”
当然，无风不起浪。对于钢贸贷款的关注，是国家从整个宏观经济层面看到了产能过剩这一客观现实而采取的举措。
“去年我们行总行就给各地发了（钢贸）风险预警，其他银行情况也差不多。”某股份制银行佛山分行人士称，“要是没有上海钢贸的问题，银行不至于‘过分理智’，一看到这边苗头不对，就赶紧收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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