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对教育本义的嘲讽

2017年12月2日88号杂谈:

2011-01-18北京晨报
钱夙伟

为了考研，36岁的陈女士在上班之余，苦苦复习了一年多，可她到考场后发现没带身份证，急忙给家人打电话，陈女士拿到身份证时，开考时间过了近半小时。陈女士两次跪在考场工作人员面前请求进考场，但还是被拒考场之外。

　　本来，考研也不过是一次检测和选拔，大可以平常心待之。忘带了身份证，并非不可通融，也不是没有变通的办法。比如先进考场，让家人随后将身份证送来。事实上，家人也“正赶过来给她送身份证”，当时也已有工作人员让她先进考场。但最终未获“上级”允许，因为“这就是纪律。”

　　忘带身份证，毕竟只是个别性的特例，完全不必当作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从而作为自己僵化地执行规定的理由。两次下跪，人家已是以尊严和人格作为疏忽的代价，却仍死守规定，这不是严格，而是冷漠。

　　显然，于这位36岁，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的考生，采取符合人性和道德的变通处置办法，应是制度的题中之义。然而于这个考场，人性这一制度的灵魂显然被抽去了，让制度蜕变成对人性的肆虐，于是，人与人的关爱、相助都失去了位置和理由。所谓的铁面无私的规定，与制度“以人为本”的内涵，已完全相悖。

　　无疑，面对两次下跪，仍然拒绝，正是对规定的肆意践踏。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考试、教书育人的教育部门若此，除了于社会对考研的非理性心态，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是对教育本义的莫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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