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5日湖州晚报
钱夙伟
严可均，本来应该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即使是他的湖州同乡，恐怕也是知者寥寥。实际上，严可均代表着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文化高度，足以让人惊叹，让人仰止。
这位清朝的文献学家、藏书家，最主要的成就，是编辑了一套收书3000余家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当时，也就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皇帝下旨开办“全唐文馆”，一时名士鸿儒多被邀请。严可均因为已经辞官归田，无机会参与此事，但他心有不甘，竟然做了一个足以与之媲美的工程，也就是把唐以前的文献编了个“全集”，使之与朝廷编的《全唐文》相接。以一已之力，历时27年，从中年一直到皓首老翁，终于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为保存和传播唐以前古文献作出重要贡献，堪称前无古人，恐也后无来者。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官建德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在任数年，大修学宫，并葺严子陵祠”，可谓尊师重教，忠于本职，颇有政绩。以疾辞归后，一心从事学术考据和学术研究。尤精考据学，曾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作《说文长编》45册，有天文、算术、地理、草木、鸟兽之类。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说》15篇；与丁溶同治唐《石经》，著《校文》10卷，对汉、魏、唐、宋石经校雠研究较深。可谓宏儒硕学、才华盖世。
而且，严可均还有相当深厚的书法造诣，尤精于篆隶之学。清嘉庆十三年（1808）八月，他按照《史记》所载，对秦琅邪台刻石仿拓本重刻。原文至清代仅存13行87字，他重写全文计454字。清学者沈善登对此评价道：“字画形体大小、肥瘦一依旧拓，而补其缺蚀以成全文，令读者如睹二千年不损真迹，洵希世珍也。”
作为藏书家，并非豪门世家出身的严可均，因财力所限，藏书不过2万余卷，虽不能称富，但均为精本。如他所说：“余家贫，不能多聚书。”然而，他藏书的目的是为了治学，也因此，只要著述所需，不惜重资购书，凡“遇稀有之本，必倩精写，或肯售，即典衣不吝”。后世学者对他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积累了文字学、金石学和文学史三大专题著述的大量素材和文献。
可叹的是，严可均有一子，名六孤。六孤喜欢赌博。严可均卒后，图书金石都被他用来偿还赌债，“乱后不知所终”。
严可均治学非常严谨。在著《唐石经校文》中，凡石经有磨改的、与今本有异的，都一一录出，加以注释。以至今天的学者认为，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是天地间经本最完善的。在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收录3000余家均附有作者小传，对一字一句都复校群书，稍有异同，即加以校正。《清代朴学大师传》称：“清代著述之富，盖无有过之者。”
严可均出生于乌程织里镇骥村，距旧馆只有五里路。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年轻时即驰骛诗坛。严可均性好游，一生游学抄书问道，南至岭南，北出塞垣，足迹几半天下。
严可均生平自负学识，睥睨群流。晚年白须朱履，庄然儒者。一日过书肆，有一少年有眼不识泰山，于是严可均指着架上的一本书说：“拿来！”此书当然即严可均所著，如此赫赫声名，惊得少年“骇走”。然而严可均虽恃才傲物，“但遇后进好学之士，辄多方奖掖，有问必答，略无少忤。盖严于嫉俗而实笃于爱人云”。
这样一位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学者，学术界却对他研究甚少。近二十年来，有关他的论文只有十几篇，真正围绕他进行研究的只有陈韵珊、徐德明合作的《清严可均事迹著述编年》。所幸列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辑佚大家：严可均传》（李士彪、吴雨晴著），在参照前书的基础上，对严可均一生行事及著述作了认真、翔实的疏理，堪称开创之作，为后人对严氏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严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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