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日88号杂谈:
2012年8月2日皖东晨刊
钱夙伟
政府推出公共自行车是件好事，但农民工小刘却为办卡押金犯了愁，原来根据规定，外地居民办理自行车租赁卡需要交纳700元的押金，西安本地居民却只需交纳200元的押金，两者相差了3倍还要多，有市民认为有地域歧视之嫌。（8月1日《华商报》）
有关方面称，完全没有歧视的想法，“本地人如果损坏丢失自行车，通过身份证、户口本很容易就能找到人，但是外地人流动性强，一旦自行车损坏或丢失后，很难找到他们，所以只能用提高押金的办法减少损失。”
显然，这项规定，以“外地人流动性强”为前提，建立在“一旦自行车损坏或丢失”，外地人会一“逃”了之的基础之上，700元的押金，是让外地人“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而于本地人，本来就有“庙”在，也就不会“逃”。也因此，先有“逃”的假设，才有贵三倍多的押金。
需要追问的是，凭什么认定外地人要“逃”？固然，损坏丢失自行车要赔钱，但一辆自行车也不过700元，而相比于重新找一个居住、打工城市的代价，这一点赔款，又何至于就逼得人非“逃”不可？
显然，“逃”的假设，是一种主观的臆测。在潜意识里，还是把外地人当作城市的过客，缺少一种大度包容的心态，对外地人有一种天生的傲慢偏见和优越感，于是气量狭隘，既不能平等对待，更缺乏应有的尊重。不仅损害外地人的权益，更伤害外地人的感情。
实际上，如果外地人难以融入城市，动辄就“逃”，应该检讨和反思的正是城市。在一个对外地人敞开胸怀、外地人可以享受同样市民待遇的城市，外地人又何必要“逃”？而连押金都要分本地外地，又怎能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对外地人没有歧视的城市？显然，无论是“逃”的假设，还是贵三倍的押金，说到底，还是一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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