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9日西安日报
钱夙伟
陶小莫/图
上个月，山东曲阜市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的专职秘书全部被安排回原岗位开展本职工作。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下发通知取消当地专职秘书。近二十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如“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同一位高官的秘书。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相关规定的“落空”。（今日《西安日报》）
专职秘书的弊端显而易见。专职秘书现在几乎已成了不少领导须臾不能离手的“拐棍”，许多本应领导自己完成的事务，都一味地依赖秘书，对于不少领导，秘书几乎在为自己代行着脑袋的功能。讲话稿理所当然地由秘书代劳，甚至个人的工作总结、学习体会也由秘书捉笔，久而久之，领导干部懒得读书学习，不思进取，缺乏求知的欲望，由懒而庸，官员综合素质必不可少的独立思考能力，乃至文笔和口才，不可避免地下降甚至丧失。
由于有专职秘书在鞍前马后或挡驾或打点，许多事情无须领导出面，领导也失去了不少与群众沟通和现场处理复杂事务的机会，领导的临场应变能力必然退化。而下到基层，有秘书在前，领导接触的往往是二手材料，看到的也很可能是秘书与基层精心布置过的失真的场景，于是判断决策难免缺乏准确性，甚至无的放矢。而不少秘书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狐假虎威，反仆为主，秘书“腐败”，已是层出不穷。
随着专职秘书生活服务功能的加重，秘书“生活化”色彩越来越浓，如开车门、倒茶水、打雨伞、拿手机等，如此潜移默化，让不少领导错把秘书当仆人，养尊处优，渐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仅思想蜕变，即使生活上的动手甚至自理能力也下而滑之，而生活上如此，工作上也必然是做官当老爷，官僚习气不可避免。
因为一应事务，都交由专职秘书处理，甚至决策拍板也请秘书“参谋”，不少领导的精力用在应酬上，场面上只会讲些程式性的套话、官话和空话，庸庸碌碌，无所用心，乃至公仆意识模糊、为民情怀缺失，或不作为，或不会作为，或乱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专职秘书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因此，取消专职秘书，减少对秘书的依赖，将倒逼领导干部能力的提高、思想作风的转变，促使领导拿出更多的精力来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也有利于官场风气的清正。于用惯了秘书的官员，敢不敢取消秘书，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瞩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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