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江海晚报
□钱夙伟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找茬”大学英语教材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无意间发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使得他开始了历时两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找茬”历程。通过查阅100多本教材和资料，他撰写了一份近30页的《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直谏教育部。（11月18日《信息时报》）
这并非权威教材首次受到质疑。事实上，教材出错的新闻近年来屡见报端。如此“直谏教育部”也不乏先例，比如去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周炽成就致信教育部长，反映人民教育出版社现行中学教材中存在多处“错误”。希望部长“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中小学教材”。而此前，有一位郑州老师甚至将人民教育出版社直接告上法庭。
对于教材出现错误，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图书出版环节众多，允许存在一定的差错率，只要差错率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范围，就属于质量合格，教材出版也不例外。确实，按照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差错率不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
但显然，这样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教材。教材是供学习的范本，教材的准确性权威性，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教材中的差错，也因此必然而放大，乃至误人子弟。也因此，尤其家长和教师，更倾向于对教材差错实行零容忍。
事实上，正是把教材当作一般的图书，才让出版部门对教材上的差错不以为意，比如郑州这位老师在状告人教社之前，曾分别给总编、责任编辑、编辑寄去信函，但均未得到回应。对周炽成教授所提出的教材差错，人教社虽然有回应，“但回复非常笼统，只说他们欢迎我提意见，没有明确回答我挑出来的错误是否属实，也没有说是否要改正。”回复本身，或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卖教育部长一个“面子”。也因此，形成教材差错的恶性循环。
对于教材中的差错，现在大凡是以诸如“不影响教材的正确性”作为遁词。作为教材编写者，这样的一种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无疑比差错本身更害人。对教材中的许多低级的差错不以为然，必将影响到学生从求学之初，就缺乏一种较真严谨的治学精神，而这显然将贻害无穷。
教材不是一般的图书，教材的性质，决定了差错的“零容忍”。对误人子弟的教材绝不能容忍，无论是告上法庭，还是“直谏教育部”，都并非“小题大作”。因此，有关部门，一经发现差错，必须追究编写者的责任，而同时，应建立教材鉴定评审的专门机制，一方面严格把关，另一方面及时纠错，以确保教材的准确和权威，让教材真正回归“教材”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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