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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88号杂谈:2017年10月1日湖州晚报 H钱夙伟
前不久清理抽屉，不意翻出一张1977年的工资单，月薪不到三十元，还不够现在看一场大片，分摊到每天的开销，或只能抽一根档次不高的香烟，真要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便想说说过去怎样过日子。 记忆犹新的是那时每月居民定量24斤米、4两油、4张豆制品票，每月大户150斤、小户110斤煤球。记得当时买米一次总是买五十斤，每当父亲发了工资，母亲给了粮票钞票和一个布袋，就到米店去买了后掮回来，我们吃的几乎永远是0.141元一斤的那种“四熟米”（米的单价居然到小数点后三位，几乎和买金子一样精确），再高一档的是0.158元一斤的粳米，尽管每斤只贵了1分多点，却是不舍得吃的。现在买一次油就是5斤、10斤的，谁家炒菜时都把油当水一样用，而那时的这4两油票竟还分成了半两、一两、二两半三种票面，但菜的味道似乎也并不差。那时每天早晨起来第一桩事是生炉子，烟熏火燎大半天，引燃后马上烧泡饭粥，三分钱一两粮票买一只大饼是难得的享受。 那时的鱼肉禽蛋很紧俏。由于我在湖州至上海的客班上当水手，带点脚爪鸡蛋到上海,上海亲戚高兴得就像过节。那时的猪肉七角八分一斤，过年时要排很长的队。平时一次总是只买半斤，三角九分钱，一分钱的零头当然是绝对不能像现在那样抹去的，一分钱可以买相当于现在五角钱的一摊葱。 那时有客人来若杀只鸡，就是相当于现在上五星级酒店的接待规格了。当然那时城里的生活水平和乡下比要好得多。那时过年到乡下去做客,一条鱼一只蹄膀大家是约定俗成地不动筷的，因为下一批客人来时还要端出来派用场的。现在菜场里超市里各种荤菜蔬菜应有尽有，甚至还有空运来的海鲜，但常有家庭主妇抱怨，不知道换什么花样，才能让家里孩子喜欢。而那时，家里实行“分食制”，否则，一会儿功夫就风卷残云，几个孩子中若有一个筷子动得慢一点，就只能吃白饭了。还有印象的是，一个鸡蛋燉水燉蛋，居然要分成两碗。这样的烹饪功夫，现在恐怕已经失传。 现在动不动上馆子叫外卖，晚上的美食街总是人满为患，那时最让人垂涎的大概是街头的豆腐花担子，如今已不大见的极嫩的水豆腐，舀入沸腾的汤料中一滚，盛入碗中再放入七八种佐料调料，其嫩其香其鲜令人回味无穷。还有那晚间穿行于大街小巷的笃笃馄饨担，薄近透明的皮子，精制的肉馅，碧绿的葱花，色香味俱佳，而摊主那悠长的笃板敲击声自空巷传来，更使这古朴“音响广告”平添了几分诗意。在困难年代，那是为数不多的平民享受得起的街头小吃。 那时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称为“三大件” ,已陆续进入条件好一点的人家，但电风扇还很少，记得我家曾在天花板上吊了一块板，用绳子来回拉动，扇出的风居然很柔和，就像后来曾经很风靡的鸿运扇一样。而这当然是从理发店里学来的。顺便说一句，那时理发还用手推剪，剃一个所谓的“西式头”收二角二分钱。如今“剃头师傅”都被尊称为“美发师”，尤其是女士，动辄就几百上千元“做个头”，而这在那时肯定被当作天文数字。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叫做“发扬节约一厘钱精神”。因此那时即使小孩也会精打细算，比如替大人去买一枚缝衣针（我们小时称作“引线”），标价是一分半，给了两分钱，另外半分钱就要店里给几张草纸。而过年时大人给小孩的压岁钱通常是二角钱。 如今青年人结婚，分发喜糖，都是精美的盒装，吉祥喜气，又方便省事。而以前则比较烦，先得买来红纸，然后糊成信封一样的一只只袋子，数量视分发对象多少而定。然后还得乘一夜轮船到上海，选购多个品种的软糖硬糖。其中必有一种是“大白兔”，那时是高档的象征。然后回来分装到每个袋中。现在即使有这份耐心，也不会有谁去分发这样的喜糖了，因为怕人说寒酸，当然，如果谁有意一试，说不定会得一种返朴归真的意外效果。 那时吃的是市河里的水，放进明矾后，水中的杂质便沉淀在缸底，为了避免舀水时沉渣泛起，便用一段毛竹管来抽出这“缸脚”，这竹管一头是空的，顶端有一个小洞，当管子伸到缸底时，小洞是按紧的，一松开，“缸脚”就在压力作用下被吸进水管，然后再轻轻地提起管子，把“缸脚”倒到缸外。当然，这也不过是将看得见的杂质取出罢了，按如今“纯净水”的标准一衡量，这水不用说吃，洗东西也嫌脏罢。后来有了自来水，但很少有人家装得起，都得用水桶到公用水龙头上去接了后挑回来，高峰时往往要排很长的队。 现在年轻人的作派显然与我们格格不入，如果和他们说说以前怎样过日子的，便总会被年轻人说是“想勿穿”。确实，从那时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俭朴成了一种习惯，要“想穿”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