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在高校正在逐渐打破。媒体今日（22日）报道，武汉大学对外发布该校首届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评选结果，用450余万奖励一线教师，共150余位教师获奖，每人获3万元奖金。
既然是说“逐渐打破”，武汉大学肯定不是孤例，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动作。其中，有的是和武大一样，由大学主导奖励一线教师，比如四川大学设立的“卓越教学奖”、浙江大学设立的“心平奖教金”；有的是由地方教育机关主导，探索构建多元的教师评价体系，比如湖北省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在职称评定中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有的是以大学学生社团为主导，以票选方式推选教学优秀教师，比如清华大学连续举办了数届的“清韵烛光——我最喜爱的教师”评选。这些，都是近年以来高校与教育部门集体反思现有教职工评价体系的现实结果。
大学既是高等教育机构，教学肯定是其存在的根本意义。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经过数次调整，也大体上形成了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两个类型的大学分类——无论哪个类型，教学至少占半壁以上江山。但有意味的是，官方和民间对一所学校的评价，却仍然长期立基于高学历、高职称人员的数量，重点学科的数量、重点实验室的数量，科研经费、科研项目和获奖论文等等。这些都与科研和论文有关，与教学实际质量无关，导致很多大学对老师教学的要求，事实上变成了完成课时量、不出现教学事故这样的底线标准；对老师科研的要求，却上升至拿到国家重点课题、提升核心期刊发文量这样的高线标准。两相比较，老师们自然会倾向于更有存在感和清晰上升路径的科研工作。
某一领域没有让人信服的评价标准，其实是和该领域“难以评价”有关。科研成果虽不能以“量化”标准衡量，但总是有项目级别、影响因子这样的评价抓手，方便进行数目字管理和比较。相较而言，教学却是一个“以心传心”的活儿，其质量好坏要靠大规模的调研或学生投票才能评价。而一旦一件事的内容要斥诸情感，形式要斥诸票选，就是一个评价成本很高的事情。更何况，即便付出这种成本，也难以获得共识性的答案。胡适讲课不发讲义，如演说家般恣意汪洋，刘师培讲课随意挑起话头，便能博古通今，这些都是好老师。但不善言辞如梁漱溟，到了不能即兴说明的时候“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就不是好老师了么？
也许正因如此，教学才容易成为有目标却无过程评价的领域。但同样因为如此，对鼓励教学的评价体系才要不断探索、久久为功、共享经验。这种探索至少要包含着几个方面的齐头并进，一是发挥职称指挥棒的作用，提升教学在职称评定中的权重，鼓励“教学型教授”出现；二是在“点对点”的颁发教学奖项和教学荣誉之外，还要“点对面”的提高课时费，进行总体性的鼓励；三则是实现学生和教师在教学评价中的主导权，以选票的方式搜集学生的原始声音，避免那种依据几个简单指标、关照主导领导意见的行政主导惯性。
对于自身建设，武大的四百万大奖应该能砸出响声来。但要反拨“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趋势，高校改革还需要有更大的“声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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