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纪念属于中国社会对西南联大的定期回望。正是这所因抗战原因而临时组建的学校，在近代中国黑云压顶的时刻，留下了一片河汉灿烂；也正是这所集纳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一流知识人的大学，在华夏的西南一隅、在近代中国复杂的思想激荡中，将家国情怀、自由精神、民主意识和人文价值熔铸于一炉，形成了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的大学精神。联大与联大人，始终在动态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对它的回忆与解读，也已经汩汩流入了我们的文化心理。
这样的“影响”，无法用寥寥几笔概括。联大史只有八年，却引发了八十年来车载斗量的回忆文章、研究著作，留下了诸多可支持专门研究的历史景观。一是，它俊彦云集、巨擘济济，老师中冯友兰、叶企孙、陈寅恪、朱自清、沈从文、钱穆、金岳霖、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陈省身、潘光旦等皆为一时之选，而学生中亦人物辈出，中国人文和科技领域的奠基人不胜枚举。二是，它集中呈现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民族自觉与忧患意识，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知识人理想与中国历史现实相遇，勾出了民族抗战史中的文化抗战脉络。三是，它形成了“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的教育和研究生态，在各种力量的挤压中努力维护着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些历史记忆，即便过了八十年，也未风吹云散。
其实，上述三者之所以成立，恰是因为它们之间彼此支撑，在民族观念与世界观念之间形成了张力，在知识人的自由与理性间形成了张力，在救亡图存、抗击外辱的自觉与面向世界、投入世界的自觉之间形成了张力，从而造就了一个一流大学所应该有的、稳定的价值内核。联大的历史，和联大人的故事，总体上呈现着这种价值：越是要挺立民族主体性，越是要始终保持接纳世界的开放姿态；越是要形成群体担当和自觉，越是要珍惜呵护个体自由精神。
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这种认识何其可贵。两位西南联大毕业生、著名思想史专家何兆武先生和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都曾在采访中谈到类似的话：他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个人理想总是和家国理想一致。也同样是这两位学者，曾在自己回忆西南联大的作品（《上学记》《追忆逝水年华》）中，描述联大自由之思想、自由之争论，与积极汇通中西、讨论国际学术成果的氛围。这种认识与态度，见诸联大人对联大的各种回忆中，让这所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大学的历史，有了知识分子思想史的高度；让这所“短期”大学的精神，有了超越一时一地的历史质感。
隔着八十年历史，今人再论西南联大，不免会忽视甚至剔除它的“毛刺”，以保持对它的叙事线条的优美，但即便如此，关于联大的共识也早已在人们心中形成。而且，这种“取其精华”的叙事态度和频频回望的惯性，也从一个角度表明了，联大承担了一种大学“理应如是”的历史想象和诉求，不断浇着今人胸中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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