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有人敢写名字如此大气的书，那至少是位著作等身、鹤发童颜的建筑学专家。然而，本书的作者是位法国传教士——时空消散，专门从事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学者考其姓名履历已不可得，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的吉光片羽中看出：他会中文、进过皇家园林、应该没有建筑专业背景、少言多思、具有宗教人士典型的谨慎和反省精神……所以，书名如此宏大，反映的不是作者的超人勇气，而是当时的认知条件。
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以后，中国逐渐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中。发展至成书的十八世纪，富庶广阔的中国俨然成为欧洲人想象中的文明世界。然而限于遥远的距离、危险的交通和少量的纸媒，这个文明国度的信息只能依靠远道而来的使节、商人、传教士等最初的探险者进行传播。可以想象，当时的法国人从中国回到欧洲，给他的同胞们讲中国建筑，不啻于今天的航天员回到地球，向我们介绍他刚刚飞过的月球表面环形山。作者知道，山有好多种，要分类讲；为什么有这些种类，没在月亮上呆那么久，也不完全知道，只能按地球人的方式分类。作者还知道，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个月亮。
所以，用西欧地区十八世纪已经相对成熟的科学思维认识和解析中国建筑，是作者不自觉中采用的做法；从建筑中反映中国的整体情况，是作者无形中给自己和这本书的任务。
基于这样的原因，这本书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从彩绘图来看，资料来源是多样的，图面信息是综合的，画中建筑是真实与想象并存的。这样能够展示的是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足够内涵的“中国建筑”。中式轴侧画法和西式透视法同时出现在书内，可以推测绘画资料由中法画工分别完成后编纂而成，几幅带有中文文字的图昭示了中国画工的最小工作量。一些明显是根据想象创作的图画（“台”）甚至可能有作者本人参与创作构思。即使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建筑，画面内也存在真实建筑与抽象类型结合的情况。
从作者的文字来看，作者试图描述的现象和解释的内容是多角度的。如果说《营造法式》中的中国建筑是技术性的，《园冶》中是文学性的，那么本书中则是社会科学性的。与其说作者在解析中国建筑的“形态”，倒不如说在解析中国社会的“形态学”。作者一边按照线性的逻辑从小到大、由简至繁对建筑进行解析；同时他又会从照屏变化中介绍官员体系与形制规定、从亭子中看到“山水”这种独特的中国景观，在室内的细节里描述社会地位与交往礼仪的分寸，从塔和台的关系猜测统治阶层的信仰和理想。在作者眼中，建筑不是凝固的音乐，而是凝固的社会生活整体。
从今天的视角看，书中有一些谬误、空白和貌似冗余的信息。比如对建筑的分类主要基于单体的几何形态差异，但中国建筑的内生逻辑是整体性和关系性的；完全忽略了对中国建筑的核心——木构造技术的介绍，如果真的就是“论建筑”，那么专业性显然不足。
作者身为宗教人士，却没有深入了解当时在中国盛行而历史悠久的佛教，以至于不知道“塔”的形状来自哪里，甚至要去欧洲古代寻找。因此我大胆揣测，最后出现的“台”的部分，单独看甚是无厘头，其实可能是作者在有限的经验内对塔的来源做出了假设，努力从中国历史源头上寻找种子、建立因果。却没想到历史的发展完全可以因为外来文化的介入而获取新的形式。其他在今天看来经不起推敲的细节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本书的工作完整地体现了十八世纪的欧洲精神，就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科学”。
正如作者在原书开篇的问题：“有必要在欧洲介绍中国建筑吗？”我们也要问：“有必要在现今推出这本书吗？”尤其当今天的学术界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研究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细节，而实践中现代建筑又几乎完全吞噬了古建筑的生存空间。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更加慎重地对待认知和理解：明白不同文明阶段、不同思考范式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差异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并由此知道，我们看到的事实和因果在不断演进，发现科学真相是无限逼近的过程。
三百年前的作者站在法国看中国，我们站在三百年后的中国看他眼中的自己。知识的整体就是各个部分的相互观照、嵌入和互耦，而进步就是由此引起的反观自省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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