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欧关系正处于一个拐点，中欧之间的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尤其表现在经贸领域。虽说欧盟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双边合作加强的同时，中欧关系中蕴含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在经贸领域的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多，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欧盟迟迟不肯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亮点：
经贸合作势头迅猛 主要指标不断刷新
近年来，随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双边经贸合作势头迅猛。从贸易方面看，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05年中欧双边贸易总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2173亿美元，同比增长22.6%。2006年中欧贸易总额升至272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2007年前3个季度双边贸易额达256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年底将稳定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欧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并成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从引进技术和投资方面看，截至2006年6月底，我国累计从欧盟引进技术22855项，合同金额为956.2亿美元；欧盟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24033个，合同外资金额928亿美元，实际投资505.6亿美元。截至2007年6月底，我国从欧盟引进技术25416项，合同金额1045亿美元；欧盟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27722个，合同外资金额1059亿美元，实际投入563亿美元。如果视欧盟为一个整体，那么欧盟已是我国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国和累计第四大实际投资国。再从科技方面看，2006年10月，由中国科技部和欧盟委员会研究总司联合发起的中欧科技年活动在欧洲拉开序幕，而2007年中国参与欧盟第七科技研发框架计划，又将中欧科技合作推向一个高潮。
暗点：
结构性矛盾凸现 经贸问题政治化
虽然中欧关系被普遍看好，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双边经贸合作累累硕果的背后却还隐藏着结构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欧盟认为中欧之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及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盟市场的严重冲击，已经使其成员国利益受损，并且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进入21世纪，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量突飞猛进，我们同日本、韩国、东盟以及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均处于贸易赤字状态，惟有同欧美国家我们整体处于贸易顺差，且差距还在扩大。据欧方统计，2001～200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510亿欧元上升到1061亿欧元，4年就翻了一番（实际上欧方的统计有误）。欧方声称，由于欧盟对华的潜在出口受到阻碍而造成贸易关系的不平衡越来越凸现出来，因此，中国是导致欧盟产生贸易巨额逆差的根源所在，欧盟每年的贸易赤字93%来自于中国。欧盟委员会2006年公开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年欧盟企业都会因中国的市场准入壁垒而丢失约200亿欧元的贸易机会”。中欧贸易存在巨额逆差问题固然与双边经贸结构有关，但中国对欧盟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引起欧方的关注和不满。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德国的汉堡集装箱码头年货物吞吐量为800万箱，其中200万箱来往于中国。尽管欧盟知道要扭转这种局面非常不易，因为欧洲出口中国的产品成本太高，缺乏竞争力，而中国渴求的高科技产品欧盟又不轻易出售，所以，欧方往往通过反倾销立案等贸易杀手锏来表达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不满。从2005年中欧纺织品贸易纠纷，到2006年的鞋业和汽车零部件关税之争，再到2007年11月欧盟对来自中国的部分钢铁紧固件产品发起新一轮的反倾销调查，这些案例充分表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的确已成为欧盟成员国的一大心病。
围绕知识产权的保护中欧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中国领导人为缩小中欧贸易逆差，反复向欧盟领导人呼吁加强中欧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要求欧方更多地对华转让高技术，包括军事技术，而欧盟领导人则声称中国必须加大打击盗版力度，真正保护来自欧洲的知识产权，否则欧洲的高技术有可能被中国“剽窃”。德国海关声称，2005年他们所收缴的进口仿造品中，有27%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给德国企业造成约3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欧盟方面还称，2006年在欧盟边境查获的假冒产品中，中国产品占80%，而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侵害已使欧盟制造商们损失了20%的利润。
此外，欧方习惯于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在贸易领域和能源领域均是如此。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曾警告说，中欧贸易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他认为现有贸易不平衡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为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由于欧盟和中国均属能源短缺的需求方，对能源利益的追求均置于战略的高度，因此，双边能源外交难免引发利益冲突，尤其是对非洲和中东地区产油国的能源外交，因双方谋取利益的态度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引发争论，结果常常上升为政治歧见。如中国强调在与非洲国家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更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欧盟则强调其非洲战略中“良政和人权”原则的重要性，对中国寻求海外正当利益的做法心存疑虑，分歧明显。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对欧洲形成了压力，毕竟中国2005年的经济实力已超过英国而位居世界第四，进出口贸易总额更是高达1.4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多一两年排名还可能超过德国。这种巨变令欧洲人普遍担忧，害怕中国经济的强大会对欧洲社会构成挑战和威胁，欧洲政治家和普通民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关注中国问题，热衷于评论中国。欧洲对华消极和忧虑的因素增多，有可能影响欧盟官方制定对华政策的态度和立场。
看点：
欧洲表达“规制主义” 中国企业面临冲击
面对来自欧洲社会各方的压力，欧盟委员会从2006年起一改惯常的做法，于10月24日发表“1+1”形式的对华政策新文件，即一份新的对华政策文件和一份新的对华贸易政策文件。前者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中欧关系，欲表达欧洲“规制主义”的外交立场，即：要求中国更多地借鉴欧洲的价值观和法律理念，要求中国尊重欧盟在全球范围的既得利益，要求中国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求中国严格遵守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等等。后者则从经济角度重新评估双边经贸关系，表达欧方的利益诉求。为此，欧盟不但在政治文件中突出了人权及欧洲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在经贸文件中集中体现所谓欧洲民意，通过官方网站鼓励各成员国政府、企业、商会及个人发表意见，说明他们对中欧关系的看法，重点询问来自中国的挑战和风险有哪些。
《竞争与合作——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和不断增加的责任》经贸文件，旨在重新规制中欧经贸关系，制定对己有利的贸易规则。而今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的《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法案》（英文简称REACH法规），初衷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欧盟市场化学品监控管理体系，涉及约3万种化工产品。尽管REACH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制定的，并且具有统一化学品管理的规范作用，但如此高标准严要求仍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带来不利。根据测算，它将影响我国大约3万多家相关企业，涉及中欧之间高达90%以上的贸易额，中欧化工品进出口总额将下降10%，中国化工生产总值将下降0.4%，并有可能导致20万化工及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由于所有物质检测和注册的费用均由出口企业承担，保守估计，中国企业每年将自掏5亿至10亿美元为REACH“埋单”。
博弈：
利益冲突与协调处于关键期
目前中欧关系正处于利益博弈的关键时期，如何体现各自的利益收益同时又顾及对方的利益？是合作还是对抗？是冲突还是协调？已成为双方关注及议论的焦点。而中欧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利益冲突，不是一两个因素所能决定了的，说明中欧关系深化过程受多重变数的影响，正是诸多的变量左右了中欧关系的演变方向。
变数一，中欧双方虽有高姿态和好愿景，尚缺乏政治互信，利益协调不够。中欧经济互补性固然很强，但各自的优势互补的确不多，中国更需要欧洲的高技术而不是缺乏技术含量和成本较高的欧洲产品，中欧经济利益博弈总是摇摆于合作和非合作之间。以双边新的伙伴关系协定为例，中欧都承认20多年前的双边旧框架协定早已过时，不能满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但时至今日，新的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仍没有出台。
变数二，欧盟核心成员国领导人的更替也会影响中欧关系的深化。德国在施罗德任总理期间，同中国保持着最亲密的合作关系，同样，法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因希拉克总统对华的友好态度而变得格外亲密。但如今老的欧洲“三驾马车”已谢幕，新的欧洲“三剑客”时代来临。一旦主要成员国领导人更迭，就很难维持中欧关系的亲密程度，这也反映出中欧关系还缺乏一个长效的政治互信机制。
变数三，欧盟共同决策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难以保障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各自的利益与共同的“欧洲利益”未必完全重合，加之内部决策机制固有的缺陷（如重大事务须一致通过的表决原则），往往导致有关务虚的中欧关系提案容易一致通过，而事关具体成员国利益的务实议题则难以形成共识，更谈不上一致通过。比如，类似中国鞋业反倾销提案，它只涉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少数几个南欧国家与中国的博弈，但经过欧盟决策机制后却表现为整个欧盟与中国的矛盾冲突，掩盖了十几个成员国反对征收反倾销税的事实。
变数四，欧洲经济缺乏竞争力，欧洲社会问题较多，而当前欧洲一体化又处于十字路口，欧盟宪法条约在公决中受挫，这些看似不关联的因素在中欧关系的深化中，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总体观之，中欧关系尚未走向成熟，主要原因是还受制于美国因素的制衡。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还随处可见——阻止欧盟做出解除对华武器禁令的决议，美欧加强其对华政策的协调（包括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和要求中国承担所谓的国际责任等问题）。由此看出中欧关系的发展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而每当中欧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明显时，欧盟往往有意加强同美国的协调和合作，以此来制衡中国。
从中欧关系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中，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欧实质性的合作还有待增强。今后我们在发展与欧盟的伙伴关系中应少说多做，选择能源、信息社会以及高科技等关键领域，加大与欧方的合作力度，弱化竞争与冲突。面对中欧经济关系的利益博弈，既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又要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利益，不应把双边贸易摩擦中的负面因素看得太重。我们在审视中欧关系时，要注意区别高层定调与下层感受的不同，精英意识和平民意识的鸿沟。同时，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扩大内需，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勇于承担与中国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更广泛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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