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东亚峰会上，“东亚共同体”成为各方谈论的焦点。“东亚共同体”似乎创下了一个纪录: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正式提出，到东亚峰会上多国首脑使用、确认，前后仅经历一个月左右。当然，此前东亚各国政界、商界和学界也一直用其他词汇，如“东亚合作”、“东亚一体化”等来形容东亚各国建立紧密政治经济联系的愿景。
不过，对这个至少在词面上属于新生的概念，各方的界定仍存在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分歧就是各方对“东亚到底有多大”看法不一。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日前表示，他设想中的“亚太共同体”应囊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作为“东亚共同体”的首倡者，鸠山却没有对“东亚共同体”的外延作出明确界定。此次系列峰会的东道主、泰国总理阿披实则表示，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提议是对东盟的“考验”，东盟必须在加入更大的共同体之前加强自身整合。而此前，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表示，美国希望参与东亚共同体。
从表面上看，这种外延之争与“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条件有关。虽然鸠山认为“东亚共同体”应按照欧盟的形式建立，并在出席第64届联合国大会系列会议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强调了这点，但东亚合作与欧洲共同体的先天条件之间还是存在根本的不同。
当年的欧洲共同体是以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为核心开始酝酿的，这些国家拥有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与价值观，而且欧洲长久以来存在着“欧洲协调”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建立在拥护欧洲联盟的哲学思想之上。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共同体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界限”。直到今天，这种界限仍以“核心欧洲”、“老欧洲”等方式形成不同的心理存在。
而当今的东亚各国，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社会经济制度不完全一样，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东亚”也好，“亚太”也好，与其说是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不如说是地理的邻近性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外的“开放性”和对内的“非强制性”成为亚太地区加强合作的特点。亚太经合组织(APEC)就体现了这种充分的开放性。而萌芽中的“东亚共同体”，是否将成为“政治版”的APEC，即一个开放的对话框架，而非有一定封闭性、强制性的联盟呢?
从更深层次角度看，外延之争折射了有关各方对“东亚共同体”主导权的潜在争夺。澳大利亚近年来与东亚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而该国孤悬南半球的地理位置和作为西方国家的心理定位，都使澳大利亚与东亚在政治与文化上存在一定距离。因此，将东亚“做大”，特别是拉美国进入“东亚共同体”，加强这一组织的开放性，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与自身定位。
日本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日本虽然朝野多有加强东亚合作的声音，但也一度被认为对东亚一体化不甚积极。鸠山上台后，日本高调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是日本意欲在东亚合作中重新占据主动的一着棋。显然，日本不愿意放弃这种主动地位;而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与美国的进入无疑都将潜在地损害这种地位。不过，日本也不愿意使融入东亚合作的努力损及日美关系。从这个角度上看，一面加强“美国缺席”的东亚合作，一面维持日美同盟和紧密合作关系，比较符合日本的利益。
对东盟来说，“以小博大”是推进东亚合作的最大意义所在。事实上，东亚峰会这个概念就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盟一方面将继续建设开放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也将小心地使这种开放不至于损及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东亚峰会上指出，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记者认为，“东亚共同体”成员的扩大应该采取积极谨慎态度，使东亚一体化既开放包容，又有效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