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保障。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治理工作的决策部署，因地制宜地探索乡村治理的方法和路径，涌现出一批好做法好经验。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2019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连续三年向社会推介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了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共有31个，分为强化党组织领导、加强县乡村联动、强化数字赋能、解决突出问题4种类型，实用性、操作性、可借鉴性强，涉及省级、地市、县区、乡镇、村等不同层次，覆盖全国不同区域，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多有益的借鉴。
强化党组织领导
推动“三治”融合
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推动“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20年开始，聚焦道路硬化、渠道维修、老人日间照料等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全区农村开展“一村一年一事”行动，坚持每年为每个行政村办好一件实事，共办理事项6210件。
山西省晋中市通过抓乡镇干部、综合执法等队伍建设，抓党建引领“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抓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抓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抓严格制度执行，解决乡村“无人治”“无序治”“无招治”“无力治”“无效治”“无章治”的问题。
江苏省昆山市创新打造“海棠花红”党建服务品牌、小微权力清单、民主议事机制、美丽庭院行动、村务公开数字平台，推动乡村治理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江苏省如东县创新“融合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模式，探索开展跨行业、跨地域、跨产业的党组织联建共建，抓实村干部、在职党员、网格员队伍建设，创新“一站式”定点、“代理式”定人、“菜单式”定题、“主题式”定时服务，坚持在教育引领中聚民心、育民心、暖民心，构建党建引领、条块结合、上下协同、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湖南省耒阳市引导5000多个“湾村”中爱家乡、热心肠、肯奉献的“明白人”，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乡村振兴助推员、乡风文明监督员、社情民意信息员，解决基层党委政府“手长衣袖短”等问题。
面对人口老龄化、外来人口多等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梳理痛点堵点，建立特色积分指标体系，明确积分标准，打造智慧化积分平台，村民主动上线率超过95%。
贵州省关岭县新铺镇卧龙村从“谁来议”“议什么”“怎么议”“如何管”四个方面入手，探索建立党群议事小组机制，打破了村级事务“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
加强县乡村联动
促进治理资源下沉
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既是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深入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制度依托。近年来，各地通过县乡村联动，推动更多资源下沉到乡镇和村，全面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为有效破解权责匹配难、资源下沉难、县乡协同难等问题，浙江省衢州市创新镇街分类管理模式、推行基层模块化运行机制、构建县乡权责一致体系，推进事项集成联办、下沉资源力量、优化县乡村三级指挥平台建设，贯通两大数字体系，全力打造“县乡一体、条抓块统”的衢州样板。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向2118个村（社区）选派6110名驻村干部，并将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包村干部整合组建为驻村“尖刀班”，统筹村级组织、农民群众、社会服务等各方力量，加强后勤保障、能力提升、资金投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建立农民流入地和流出地共同服务进城农民的“街乡共治”管理模式，有效破解人口聚集带来的融入难、管理难、致富难等问题，推动进城农民加快实现市民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山区县城乡融合共富模式，城镇化率达到71.3%。
针对乡村治理精细度不够、党员群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精细划分治理网格，组织干部联重点户、党员联农户、积分联奖惩，制定小微权力、网格走访、村级抓党建促乡村治理、党员服务、行为规范5张清单，构建“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的闭环工作体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在边界村镇开展“组织联建、治安联防、纠纷联调、普法联宣、经济联盟”，推动县乡村三级人员、信息、经济互联互通，形成“五联三通”的省际边界治理机制，维护了省际边界地区稳定安宁。
针对农村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问题，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建设乡村法治服务中心，组建风险防控网格员队伍，建立“6+N”矛盾纠纷调处、未成年人“四访五帮”、“四类重点人员五级服务管理”机制，实现农村矛盾纠纷化解与防范并重，群众满意度达到98.49%。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通挽镇通过畅通收集渠道、明确治理机制、强化结果反馈、加强跟踪问效，保障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急难事、期盼事”件件有记录、有措施、有回应、有落实，共收集问题建议674件，协调解决615件。
强化数字赋能
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
近年来，新一代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动能和基础支撑。各地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赋能乡村治理，实现村级事务管理信息化，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提升了治理效率。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依托“巨好办”数字乡村治理平台，推动网格治理全域覆盖、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政务服务智能导办、特色产业链式发展，形成“部门围绕乡镇转、乡镇围绕村庄转、村庄围绕群众转”的治理格局。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解决群众诉求47万余件，平均办结时间3-5天，办结率96.6%。
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建设“三资管理+产权交易”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村级用工监管监察平台、村级小微权力智慧监管平台三大数字化治理平台，对村居“用钱、用人、用权”进行系统监管，让乡村治理一键连“廉”看。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建成覆盖市、镇、村、组、户五级，集宣传发布、在线沟通、协同办公、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建村钉”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全市激活量达26.59万人，日活跃高达10.72万人，有效破解了村民诉求解决慢、村级事务参与少、信息沟通耗时长等问题。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探索“村民说事”制度迭代升级，对村级事务治理进行流程再造、制度重塑、业务协同，探索开发“象山村民说事”线上应用系统，实现村级事务“说议办评”线上线下融合贯通、整体闭环。累计召开线上线下说事会38627次，解决率96.4%。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不断完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体系建设，打造区、乡、村三级联动机制，清理“两资”底细，建立村集体产权数字化永久档案，推行村集体资产资源“网上竞拍”交易，实现资产资源增值增收，累计挂牌项目793笔，成交695笔，成交金额6916.43万元。
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沙口集乡依托“使命在线·服务365”微信小程序，建立健全“网格总管交办、包片领导协办、县级部门会办”网格服务管理机制，以及“量化积分、成效评判、跟踪回访”的约束机制，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以科技赋能乡村治理，构建起村民沟通、老人关爱、村务管理、生产服务四种机制，相继推出空巢老人智慧看护系统、村庄雪亮工程、智慧便利店等项目，让村民互信形成合力、空巢老人老有所养、乡村事务干群共商、生产经营科学发展。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灯光村以“智慧+党建、智慧+应急、智慧+服务、智慧+发展”为抓手，将智慧AI识别、智慧防汛、智慧防火、智能垃圾分类等技术融入乡村治理场景，以智慧治理赋能乡村振兴。
解决突出问题
强化重点群体和区域治理
越是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越是治理的突破口。针对农村婚丧陋习，空心化、老龄化，易地搬迁后续治理等治理难题，各地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破解问题的务实好办法。
针对农村婚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问题，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倡导丧事“一碗菜”，强化宣传指导，抓重点家庭、重点环节、重点行业，强化领导、完善机制抓落实，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1.5亿元。
湖北省仙桃市以移风易俗活动为抓手，以红白理事会为平台，全面动员、紧盯重点、创新载体进行宣教，强化积分管理、典型引领、考核监督，减轻人情负担、促进邻里和谐、涵养文明乡风。
针对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通过组建基本组织、进行基本培训、建立基本制度、开展基本活动、落实基本保障，促进党员自我作表率，发动老人自觉成主体、坚持讲堂自办互受教、调动老人自主创平安、倡导老人自娱乐晚年、支持老人自愿树新风，全区成立213个村级老年互助社，近6万名留守老人参与其中。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以党员服务站、号角集结站、便民服务站为载体汇聚治理主体力量，以居民点评会、楼长交办会、居民互助会、表扬评比会提高搬迁群众自治积极性，以物业管家、红色管家、线上管家、企业管家、监督管家集聚多方治理资源，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发展、能致富”。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以红白理事会全覆盖为抓手，实施婚庆车、送葬车不超十辆，随礼不超百元，将对农村婚丧事大操大办、高额彩礼、酒席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的约束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实行全流程管理，议定村级红黑榜、推行举报曝光机制、开展评选活动，使办理红白事的人、财、物支出明显减少。
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建立村民小组（长）五星考评工作机制，压实房东主体、租客履约、村居管理、政府监督四方责任，实行“红色、黄色、绿色”三色挂牌制度，建立“微管家、租管家”两个平台，补齐“人户分离”与自建房出租导致的治理短板。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迷坝乡坚持“解决小问题服务群众，做好小事情造福群众”，开展群众“微心愿”征集办理活动，把群众的烦心事、难心事办成了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贴心事、暖心事。活动开展以来，共征集各类心愿1125条，已办结1102条。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有600余年历史，该村将本土特色耕读文化嵌入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成文化俗、以文化人的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以耕读文化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效能。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以建立社会矛盾疏导和利益协调机制为突破口，建成标准化综治中心，强化镇、村、网格员三级联动，用好带动、自治、法定、选树、引导五种办法，为农牧民生产生活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成功化解矛盾纠纷案件26件，化解率达100%。
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绳锯木断非一日之力。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关于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将不断丰富，典型经验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持续开展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用体现乡村治理规律、契合不同实际乡村需要的具体做法，引领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探索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