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封面（商务印书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版）。丝绸之路的考察、理解与说明，是现今社会共同关注的文化主题。经过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的介绍，人们认识到，张骞的丝绸之路发挥了文化联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作用，丝绸之路由多条线路形成复杂的交通结构，也成为学界共识。巴蜀地方与丝绸之路的联系，早自张骞向汉武帝有关“蜀布邛竹杖”的报告就载诸史册，历来为人熟知。然而具体说明巴蜀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文化作用，仍然是具有学术前沿意义的新课题。《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面世，发表了新的判断，也启示我们进行新的思考。
王仁湘在《丝路锦城》一文中回溯了有关蜀人为养蚕丝织始祖“嫘祖”后裔的传说，又论古蜀先王“蚕丛”名号的发生，指出殷商甲骨文“蜀”字像蚕形，又结合三星堆青铜立人像“锦绣衮衣”，以为可以说明“古蜀时代蚕丝业之悠久之发达”以及古蜀人的“锦绣功夫”。老官山汉墓出土织机模型和织工俑，“体现成都已经掌握高超的织锦技术”“也是汉代成都作为织锦之都的重要见证。”论者甚至认为新疆丝路重要路段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都是蜀锦，而且织锦文字亦与巴蜀历史有关。
四川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滑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
河西汉简资料中屡见“广汉”人名和“广汉”地名，“广汉”又作为军事机构名号。“广汉”可以理解为体现当时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特殊符号。而河西边塞出土以“广汉”指示蜀地纺织业产品“广汉八緵布”的简文，丝绸之路史研究者应当看作重要资料予以关注。“广汉”汉初置郡，下辖“广汉”县。广汉曾经是朝廷倚重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史书记载所谓“主金银器”“主作漆器物者”，反映广汉郡工官的产业目标似乎主要在于满足上层社会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简文“广汉八緵布”告知我们，这里的纺织业产品已经形成优势地方品牌。
有关蜀地织品与丝绸之路密切关系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张骞“浮槎”行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的传说得以充实。张骞确实西行之后有“还至蜀”的事迹。《史记》记载：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就是说，张骞承汉武帝命令，主持了出发于“蜀犍为”即今四川宜宾，“四道并出”往“身毒”“大夏”通行线路的探求。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交通开拓。在张骞“浮槎”故事中，解说“客星犯牛斗”神话的是蜀人严君平。而后世蜀地盛传“支机石”故事，相关记载见于宋祝穆《方舆胜览》、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明陆深《俨山外集》、清王士祯《池北偶谈》等文献。这些密集的文献记录，都体现了巴蜀与丝绸之路之关系的深刻的历史记忆。
研究者指出巴蜀地方与丝绸之路交通相关的多条古代通道，其中“陇蜀古道”与“高原丝绸之路”均值得重视。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出现“驱驴士”“之蜀”字样的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每位“驱驴士”“驱驴”十匹，体现了这种运输劳作的具体情形。而“之蜀”标示的交通目的地，也是明确的。这一出土文献记录的信息告知我们，“蜀”与甘肃敦煌这一丝绸之路重要交通枢纽之间，当时有确定的交通线路沟通。
嵌错宴乐铜壶上的采桑图局部。
汉代织品以织作规格有七緵、八緵、九緵、十緵的分类，近似现代织品多少支纱的说法，体现成本和质量的差异。据汉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为“徒隶”等劳作者提供的服装，“布皆八緵、七緵”。汉景帝时制度，“令徒隶衣七緵布。”汉代边防士卒的军装也以“七緵布”“八緵布”制作。从反映河西织品市场的资料看，“七緵布”“八緵布”的价格比较低廉。居延汉简资料可见“入七緵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数量甚大。可知蜀地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不仅仅在于“蜀锦”供应，还包括满足社会下层消费需求的低等级织品的生产。
《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书题突出一个“魂”字。我们体会，编者是要肯定并弘扬一种丝路精神。这当然首先体现于有关丝绸的生产发明和有关交通的开拓进取。另外，回顾丝绸之路史可以感受到的英雄主义与探险精神，以及民族亲和的追求和文化包容的胸怀，也都值得我们继承。《丝路之魂》所收录广汉三星堆出土海贝、成都老官山出土彩绘调丝俑、成都马家镇出土骑驼击鼓画像砖、成都611所汉墓出土有翼神兽陶座等物件，都是寄寓这些积极文化精神的宝贵的文物实证。
《丝路之魂：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设计典雅，风格清新，印制优良，装帧精美，我们在捧读称叹的同时，自然也应当对真心尊重历史、热爱古代文明的出版家们表示敬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