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政策，内蒙古少数民族古籍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分工，内蒙古一直牵头承担着我国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4个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保护、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等工作。”内蒙古少数民族古籍与《格斯尔》征集研究室主任苏雅拉图说。
据统计，国内现存蒙古文古籍文献17000多种，文书档案约20万卷、120多万件，还有大量“铭刻类”和“讲唱类”文献资料。元朝孛罗铁木儿译的《孝经》、1720年北京木刻版《大藏经·甘珠尔》、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尔》、清乾隆刻本《米拉日巴传》等89部蒙古文古籍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三少民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有自己的语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文化。
让每一部古籍“活”出精彩
今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强调，促进古籍保护与科技融合，有效提升古籍保护工作整体水平。
让更多的人看到古籍，最重要的手段是古籍数字化和出版物。近年来，数字化工程给蒙古文古籍文献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整理扫描蒙古文《清实录》8200多卷、4000万字文稿，并以数字化存储。其中，2013年摘录整理出版《清朝蒙古实录》6卷本、约812万字。并重新启动了《蒙古学文献大系》整理编纂工作，利用3年至5年时间数字化整理编纂出版蒙古文经典古籍文献120种。特别是原文扫描出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400卷）、《准格尔旗札萨克衙门档案》（42卷）、《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33册）、《“蒙古秘史”研究丛刊》（1—9卷）、《蒙古语言文字文献荟萃》（1—6卷）等一大批珍贵文献和文书档案。这些巨幅古籍文献的再生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据文献记载，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创制和使用过回鹘文、八思巴文、阿里嘎立文、托忒文、素永布文、瓦根达尔文、基里尔文等多种文字，用这些文字留下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这些古籍文献也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数字化进程。
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和那顺乌日图教授在主持研究八思巴文和托忒文古籍数字化项目的最终成果，可使读者在网络上搜集到古籍的诸多相关信息。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在建立蒙古学特色数据库的基础上已开始着手进行蒙古文古籍文献的电子版制作，将馆藏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中的孤本、善本和古画等珍贵资料以数字化处理，通过扫描、照相技术转成数字影像，储存到计算机中，为读者提供网上服务。西北民族大学斯琴孟和教授完成了“世界蒙古族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与数据库建设”，并已经录入1万余个蒙古族民间故事。
翻译少数民族古籍，特别是汉译古籍，是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要的一个步骤，虽然翻译过程艰难，可意义重大。多年来，《马可·波罗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中外游记和《西方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等巨著陆续被翻译成蒙古文。翻译的古籍文献主要涉及国外学者的蒙古族古籍研究成果、有关蒙古学的多文种古籍的蒙汉文翻译、蒙古文古籍的其他文种翻译，以及将斯拉夫蒙古文的成果转写为回鹘式蒙古文等。这些译著为蒙古族古籍文献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对蒙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18世纪初开始，俄罗斯学者、旅行家们开始搜集并收藏蒙古文古籍文献。其后欧洲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也相继加入了收集蒙古文古籍文献的行列。从此蒙古文古籍文献在世界很多国家图书馆、博物馆里收藏，为研究蒙古学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第一，古籍要动起来，走出藏馆方见阳光；第二，要讲好古籍背后的故事，让每一部古籍都‘活’出精彩。”苏雅拉图的话指出了内蒙古少数民族古籍与《格斯尔》征集研究工作今后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