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杂院来，人们最熟悉是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大家均可以从《龙须沟》、《骆驼祥子》等作品中体会到。其中，描写最为详细、逼真的则是《柳家大院》了。老舍笔下的大杂院记述的是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故事，故而负面的东西较多，乃至许多年轻人会产生的厌恶感，觉得大杂院是很“低端”的。其实，老北京的大杂院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了解。
大杂院首先是大，院内的住房多，大的大杂院要有四五十间，小的也有一二十间。二是人多，每家每户都有五六口人，一个院百十来号人不算新鲜。新中国成立前乃至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住户中有手工业工人、做小买卖的、街头卖艺的、拉洋车蹬三轮的、店铺伙计等各种行业的人士。大杂院里略有文化的是小学教员或打卦算命的老秀才及在邮局门口代写书信的人。人虽多但不杂，每个院里都会自然产生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统领这个院。这种“领袖人物”以老年男性为主，他在院里说话算话，有一定的威信，虽然一分不挣，但十分认真负责。像院里有婚丧嫁娶之事，家家都会请他出面料理。
此外，与官府打交道，大家也选他出头，因为他不会让大家吃亏。院里的邻里吵架、姑嫂不合、婆媳反目乃至小孩打架，都由他出来处理，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无人怀疑和敢于顶撞他的权威。大杂院的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文革”之前。像昔日有些四合院里发生的相互残杀、乱伦、扒灰的事，大杂院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院里的人为嚼谷奋斗，无心干这些事。
大杂院的房屋，没有前出廊子后出厦的，房屋质量难以让人恭维。在几十年前冬天透风，夏日漏雨是常态。因为许多房屋是用碎砖砌的，以“齐不齐，一把泥”为标准，刚盖好的看着十分光鲜，一个雨季就会露馅，房顶以芦苇、白灰、麻刀、青灰、碎瓦为主料，墙倒房蹋是很正常的事，因此住大杂院的老北京最怕雨季。
大杂院的硬件差，但软件好，几十年的邻里关系，尤其是父一辈子一辈延续的交情，是恋旧的北京人最难以割舍的。北京地域文化，如京剧、评戏、曲艺及工艺美术制作等，差不多都产生在大杂院里。昔日天桥的几茬“八大怪”没有一个人住过四合院，都是在大杂院那些“东倒西歪屋”里产生的。当年唱戏唱红了的人可在南城买个小四合院，而那些在天桥说相声的、唱单弦大鼓和拉洋片的，几乎一生都蜗居在大杂院里，条件虽艰苦但也没影响他们才艺的发挥。
大杂院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的人天天拉洋车养家糊口，或许他当过县太爷；缝线的老太婆一天默默无语，说不定她是前清的格格；在街头东张西望代卖报纸的，其实是“地下党”特工。那些小孩子看着其貌不扬，或许会是个有出息的“天才”。与四合院不同，大杂院的孩子们没有娇生惯养或肥头大耳的，个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住大杂院的人不喜欢之乎者也的酸文假醋，在孩子取名上表现的就很突出，小男孩喜欢小名叫柱子、顺子、华子、福子、德子、栓子、狗子、黑子及按出生顺序排名，称什么“老三”、“老五”等。在起名时他们不会找外人或看皇历、批八字，几乎都是顺口而来，而且也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孩子都叫国庆、建国、卫东等。
乃至唐山大地震后出生的还叫什么震生、震来的。小女孩则以花、兰、珍、芝、英为主，为突出女性美，在名前还加秀字，很朴实。有趣的是在几十年前，大杂院出生的孩子的大名都不喜欢用单字，正式名字都是双字，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当奴仆的人，为了让主人呼唤方便才起单字的名字，叫什么刘全、李顺、王刚等。
大杂院是上个世纪的“廉租房”，住户不会去考虑产权的事，房钱不多，没有“首付”的事。与今天相比，在大杂院里住的不是太舒服，十分简陋，没有洗手间、厨房。但是有不少人会怀念住大杂院的日子，因为这里有他们永远找不回的童年。
如今，北京的四合院、大杂院都不多了，有个别的四合院挂上了“文物保护”的牌子，而大杂院只有一拆了之。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大杂院的消失预示着人们住房条件改善了，从这点考虑大杂院的消失不是很让人遗憾。大杂院主要分布在老城根儿两侧及老宣武、崇文地区，昔日被称为皇城的地域及“东四、西单、鼓楼前”，是没有大杂院的，至少在清末民初之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