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生，建筑学家。江苏南京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试点工程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世界人居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城市史纲》(英文版)、《城市规划论文集》、《广义建筑学》、《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迎接新世纪的来临》、《建筑学的未来:世纪之交的凝思》、《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等著作，并参与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多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的创建工作。
深受梁思成的文化保护意识的感染
近几年，人们经常能听到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者在各种场合的大声疾呼:中国不能成为西方畸形建筑的试验场，要捍卫自己的文化，发挥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的建筑文化真的到了危险的边缘吗?
在今天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惊世之作层出不穷，文化自觉成为这位老者最为关注的主题。他从梁思成先生的瘦影中看出了卓绝的文化精神。
1945年，一位从缅甸中国远征军中刚刚复员的年轻学生，接到一个消息，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夫妇托人给他留话，让他马上去见他们。这位建筑大师的召见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备感意外，在此之前他与梁思成夫妇没有任何交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找到了梁思成。也正是这次召见，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一生。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吴良镛。
当时建筑专家梁思成看中了吴良镛的才华，邀请吴良镛参与到他的工作中。他们靠手绘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文物保护目录《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它使许多中国古典建筑在战火中得以保存。
虽然第一次的会面后，吴良镛在梁思成身边只短短工作了几个月，但梁思成的博学和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深深感染着吴良镛。抗战胜利后，文物保护目录的绘制工作暂告结束，吴良镛离开梁思成回到了原来的工作中。
曾涛(以下简称“曾”):您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还深吗?
吴良镛(以下简称“吴”):第一次见面时他身体非常差，那个时候他正好拔牙齿，把满嘴的牙齿全部拔光，隔几天拔几个，隔几天拔几个，但是精神很好，谈锋还健，对年轻人很谦和，很关心。他说你就留下来吧，留下来帮他做关于古建筑的调查。也就三个多月，三个月后，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投降了，我们没事做了。后来，梁先生写信来叫我看他，说他要办清华大学建筑系，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说我当然愿意去，这样，就到清华教书了。
抗战胜利后，在校长梅贻琦的带领下，当时的清华大学处处充满着一种学术的革新精神，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名校，其学术风气至今仍然让吴良镛先生怀念不已。当时的建筑系由梁思成主持筹建，因为之前的因缘际会，吴良镛接受梁思成的邀请，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位建筑系教师。
曾:到清华时才20多岁，您就感觉到这里可能是自己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是因为有这样好的学术环境吗，还是因为什么?
吴:到清华，就感觉到学术风气非常好，学术大师那么集中。那时候单身宿舍，很少12点以前睡觉的，晚上看到的都是灯火。所以就在我们同辈里面出了很多人才。有好多投身革命，有好多投身学术，都很了不起。当时清华就是这么一个学术空气。对我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人来说，这正是我所向往的。所以，这就促使我非常安心地工作。
吴良镛参与设计作品
《北京宪章》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就在同时，梁思成承担了为联合国设计大厦的重任。利用这次机会，梁思成在美国考察了许多学校，其中特别注重考察了美国新兴的城市规划工作。从美国回国以后，梁思成带回了新的学术思想，也给吴良镛带来了一个令他欣喜不已的好消息，在美国期间，梁先生为吴良镛考虑了一所学校学习设计，那里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城市规划大师——被誉为美国现代设计之父的沙里宁教授。
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建筑风云激荡的岁月，当时无数在欧洲进行探索的著名建筑师战后大多来到美国。师从沙里宁的吴良镛在美国了解了世界建筑的巨大变化。这一经历为他半个世纪后，起草划时代的《北京宪章》打下了基础。这一宪章被公认为是指导二十一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国际知名建筑理论家索尼兹说:《北京宪章》是在建筑学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提出的一种崭新的观点，作为中国建筑界最权威的建筑大师之一，吴良镛在《北京宪章》中提出的思想代表了当今中国与世界建筑界对未来人类建筑的全新认识。
曾:《北京宪章》里面涉及很多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不是意味着在建筑方面，我们可以传承很多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吴:对。中国的哲学里头，整体思维很重要，这在中国哲学里是有很多的。《易经·系辞》里讲，“殊途而同归”，不同的道路、方法，最后要归到一个，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们把核心抓住了就行。中国建筑师应有这个抱负，过去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大师吗，在中国也可以产生大师。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中国建筑师应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要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里头找名堂，如果哪个中国的建筑师在这方面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对西方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把它综合起来，针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创造，这个人是一定有出息的。
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特色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半个多世纪之前，梁思成的“梁陈方案”没能改变北京城的命运，却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半个多世纪之后，北京城的发展被重新规划设计，新一代建筑师们会有怎样铭心刻骨的认识呢?
吴良镛先生一直认为，文化是建筑的灵魂，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特色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曾:您曾经说过，中国建筑在西方大潮之下处于一种弱势?
吴:对。改革开放后，现代建筑形形色色的流派铺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眼花缭乱。不足20年光景，尽管房子建设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未经过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原有城市的文脉与肌理。不少地方为了片面追求特色，追求同其它城市不一样的建筑设计，什么都想由国际公司国际招标。经过几年的摸索，这些国际公司也逐渐“领悟”到了，合理的设计一般都不行，要用怪招。于是，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在各地拔地而起。中国的一些城市就这么成了外国的所谓建筑大师或准大师标新立异的实验场，西方畸形建筑的实验场。
当然，我不是反对标新立异。科技的发展，新材料和新结构的应用为建筑师们标新立异提供了可能，但现在片面追求建筑表面样式，已经将中国建筑创造引入歧途，到了不能不加以正视的地步。你看看有些地方的标志性建筑，除了震撼，不会有别的感觉!它们没有灵魂，而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
曾:刚才您讲到建筑跟文化的矛盾，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国外大量的建筑师及其思想等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文化和这种建筑之间的冲突的激烈程度非常之大吗?
吴:是。这个冲突是很大的。文化是建筑和城市之魂。我们必须强调历史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致使多样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甚至消失。标准化和商品化成为唯一的“最高”选择，建筑特色逐渐隐退，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中国建筑失去了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
有人说“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区建筑学只是地区历史的产物。恰恰相反，地区建筑学更与地区的未来相连。建筑师职业的深远意义就在于运用专业知识，以创造性的设计联系历史和将来，使多种取向中并未成型的选择更接近地方社会。不同国度和地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不应简单地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法的转让，而应看作激发地方想像力的一种手段。
建筑形式的精神要义在于植根于文化传统
半个世纪来，城市规划在中国经历了许多坎坷，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房地产持续火爆的今天，城市发展和住房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焦点。时代的急剧变化，给建筑师们带来的焦虑和困惑始终存在。
曾:我很希望能够了解，像您刚才讲到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引起个人心里的一些困惑，您作为建筑师，自己有没有经历困惑的时候?中国建筑师怎么应对外来建筑思想的进入呢?
吴:全球化的时代，城市的文化，本国的文化，都面临一个全球化问题，很复杂。一方面西方的先进东西、进步东西你还是要吸收，另外一方面，你本土的文化、传统的优秀的遗产要继承，发扬。这是文化的根基。因为建筑不同于一般的房子，它带有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要求。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自兴，文化自立等等，这些是老问题了，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解释，有新的难题。这种难题要靠时代创造;这种难题，不能光寄托在国外的大师身上，它必须生长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
从建筑师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建筑师无疑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建筑师无此才能，而是失之于方向的不明确。中国建筑师必须明确，建筑形式的精神要义在于植根于文化传统。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很多学者呼吁科技与人文的结合。1947年秋，梁思成先生曾作过一个题为“理工与人文”的演讲，提出二战后西方很多人，部分科学家包括学术界人士进行思考，认为由于过分重视技术，不理解人文，以至于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梁思成先生还借用美国某大学校长之言，称之为“半个人的世界”，意思是不懂得人文科学的人只能称之为“半个人”。当时，梁还曾批评国民党政府修广元铁路时，工程师为节省一段铁路，毁了相当一批唐代石刻，等等。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发挥创造。有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现在有一个流行的、但我不太喜欢的话，叫做为城市“打造品牌”，如果要说“打造品牌”的话，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诗人为我们创造了好多文化品牌，为什么不去利用，去发展它呢?
吴良镛参与设计作品
城市有机更新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吴良镛先生成立了清华大学建筑研究所，此时他已过花甲之年，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从事教学、科研和建设，成为当今中国具有领导地位的学术领头人。
80年代，吴良镛先生为了保持北京城传统肌理，开始了传统街区的规划工作，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理论，他设计的菊儿胡同住宅，获得了世界人居奖。
曾:这20年当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什么?
吴:菊儿胡同算是一个。旧城改建的工作，从“文革”以后就出现一种倾向，好像旧城就不能够保护，或者保护只能保护一些公共建筑，而住房就不能保护，我认为不行。住房是旧城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很关键的一部分，中国的胡同、四合院都是很好的文物的一种。
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木结构体系已基本失去继续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在更艰巨的课题是挖掘文化传统的精髓，找回失落的“魂”。因此，在设计菊儿胡同危房改造工程时，我们考虑到北京城的胡同与四合院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单位，虽然这一从元大都起就构成了的城市肌理，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生活，但改善的途径不应当是大拆大改，而是有机更新。于是，我们用二、三层的单元楼来围绕原有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既与传统文脉相承，又结合现代功能与技术要求，青砖红檐的建筑与典雅古朴的园林交相辉映，人们居住方便，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整个系统非常和谐，非常美。
如今八十多岁高龄的吴良镛，还会每天坚持拿上他的公文包从清华蓝旗营的家中走到建筑学院的办公室，处理堆积如山的大量工作。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吴良镛一直倡导的包括京津冀诸多城市在内的大北京地区的发展战略已经得到采纳，并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步骤，北京东部发展带与西部生态带的提出，为新旧北京城的分开
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让北京走出“同心圆”、以避免城市功能过度中心聚焦的思想为核心，城市规划建筑师们的心愿正在逐渐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