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专家马林若夫斯基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互相关联、具有动态的、功能的。文化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各社会组织。文化实体自成一格。对文化必须有功能的分析才能探讨进化和传播。
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揭示人类学要研究文化功能，文化的意义就在文化要素的关系中。武汉众多的建筑文化经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逐渐融合到武汉城市文化整体之中，成为城市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并赋予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多元化特点。
1.宗教文化：宗教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武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市区建有武汉妇孺皆知的归元禅寺、古德寺、宝通禅寺、长春观、花园山天主教堂等宗教场所。
归元禅寺，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一，位于武汉市汉阳翠微街西端。为清顺治15年（1658年）由白光法师兴建，整个建筑精巧壮观。古德寺，就建筑风格而言，具有浓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和奇特的异域风情。宝通禅寺历来是皇家寺院，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皇家的维护和保养，如今的寺院建筑明显有皇家气派。长春观是我国唯一一座带有藏式风格和欧式风格的道观建筑群，而道藏阁是我国唯一一座欧式风格的道观建筑。是因清末主持建筑的侯永德原为左宗棠手下将官，受西方思潮影响较大。
他们一起构成了武汉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的宗教信仰的场地，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摆脱其精神上的冲突，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回首一座座寺庙、殿堂，都能看到城市文化中人性与神性履行社会交换时的印证。
2.市民文化：有人说，武汉文化的一个源头就是码头文化，在方方《风景》小说里，有对武汉本土码头文化的真实写照，这里既有商品和社会人口的流动，也有关于以打码头为生的人的血性、骁勇、粗野、机敏等等，都有十分精到的描写，有雕塑就是以这段生活历程为背景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武汉特有的民情民貌。
有资料表示：能集中反映武汉市井生活风貌的就是花楼街以及与它相链接的黄陂街、交通路、交通巷、革新巷、小董寨巷等几条街道。明末清初，这里随汉口镇兴起，因门窗廊柱多饰以花乌鱼虫雕花圈案得名。可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如今已风流云散，令人扼腕。文化人类学认为：地方和城市特色不仅靠建筑、景观等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来展现，更主要的是由社区居民的生活状态、民情风俗等“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所揭示。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欧洲城市如巴黎的传统建筑保留得非常完整，像拉丁街集中反映过去巴黎历史上一些书商、各种阿拉伯小吃。所以在城市建筑中，要重视一些历史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对历史街道、街区进行保护。
现在，武汉的民居保护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建设历史风貌区，如武昌昙华林历史街区具有武汉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要素，按修建时间可分为古代建筑、近代建筑和现代新修建筑，其中保存最多、最完好的还是近代建筑；按类型主要分为教育、宗教、住宅、医疗和其它建筑；昙华林街区按宗教势力范围则可划分为美国教区、意大利教区、瑞典教区和英国教区。其保护规划包括建筑保护与利用模式、街巷保护与利用模式等内容。对于武汉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上海外滩、青岛前海沿、太平角等代表中国近代史文化特色的特色组成部分。
3.革命文化：武汉还有众多的革命旧址，如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武汉国民政府旧址（南洋大楼）、八七会议会址、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大智门火车站候车厅、江汉关大楼等；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也在此发生，花园山聚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及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郭沫若等都曾在此活动或居住。
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给武汉城市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赋予了武汉城市建筑深刻的革命意义和较高的纪念价值。反映革命文化的建筑让武汉城市风貌不再千篇一律，不至于在推陈出新的文化景观中湮没。
4.荆楚文化：武汉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有“京剧之母”美誉的汉剧，便鼎盛于汉口，最终与徽剧合流，诞生了国粹京剧。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先民生息繁衍。武汉历史文化遗存特色归纳起来如下：一是古文化遗址多，二是近现代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多，三是文物类别齐全。
武汉历史悠久，早在5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大量先民在此繁衍生息，遗存下来大量古文化遗址，如商代盘龙城遗址，距今已3500年；武汉还保存有相当多的古建筑（如归元寺、宝通寺、长春观、晴川阁、双凤亭等）、古墓葬（如明代楚王墓、鲁台山古墓群、蛮王冢），以及石窟寺、石刻（如白云洞、洪山摩崖）。
楚地沉淀的楚风遗韵，让武汉城市不同于西北的苍茫，也不同于苏杭的精细。狂野的生命和热烈的人性这种情感底色给武汉城市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而美丽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