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唐诗中以大运河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创作数量众多。隋代开凿的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唐代称为汴河或汴水，其连接黄河和淮河，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成为唐代大运河的主要河段，南方的物资和商旅，从水路到洛阳和长安都要由此经过，因此唐诗对它的描写几乎涉及和其相关的各个方面。这些缤纷多彩的唐诗，把多元的大运河呈现在人们面前。
唐诗再现了运河航运的繁忙和沿岸城市的繁荣。隋朝开凿了大运河，但是由于隋朝“功成力尽人旋亡”（王泠然《汴堤柳》），所以唐朝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正如薛能《杨柳枝》所写：“隋家力尽虚栽得，无限春风属圣朝。”唐代疏浚隋运河并开挖新河，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并设置了专门官职管理河道事务，航运稳定，运输能力大大提高，对唐王朝的兴盛发挥了极大作用。李敬方的《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准确地反映出大运河成为维系唐王朝的生命线的事实。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更是看到大运河作为水利工程造福后世的价值。
唐诗中还有大量的篇章，描写出运河及沿岸的繁荣。“淮浪参差起，江帆次第来”（卢纶《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山映南徐暮，千帆入古津”（卢纶《泊扬子江岸》），繁忙的运河带动了沿岸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杜荀鹤《送友游吴越》）、“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白居易《东楼南望八韵》）的杭州，“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的汴州，“堤绕门津喧井市，路交村陌混樵渔”（李绅《入扬州郭》）、“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夜看扬州市》）的扬州，“沿溜入阊门，千灯夜市喧”（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的楚州，无不是商贾如云，繁华热闹。王建的《汴路即事》，“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
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还描写了运河沿岸城市之外专门进行商品交易的“草市”。从诗中我们看到，大运河承载商品流通的功能越来越大，吸引了大批操着不同语言的异域客商会聚到运河沿线，运河区域渐趋成为各民族杂居最集中的地区，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描写出在运河流域风靡胡妆、胡乐的情况。运河及其沿岸城市为各民族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场所，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发展，运河即成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
唐诗中的大运河又是一种主观的情感世界，不管是对河上漂泊的感慨，渡口送别亲友的感伤，还是对开凿运河功过的反思，无不是诗人客观现实的情感再现。这些精美的诗行在大运河里徜徉，幻化成一幅含韵丰赡的唐人情感画卷。
唐诗中的大运河是漂泊者的心脉律动。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和唐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仕宦、漫游经常往来其上，唐诗中留有诗人们在运河行进中的所感所思。滔滔不息的运河水，让诗人慨叹岁月的转瞬即逝、宦海沉浮的无奈：“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杜牧《汴河阻冻》）、“年如流水催何急，道似危途动即穷”（罗隐《秋日汴河客舍酬友人》）。
从停驻的渡口码头起航，引发诗人的许多客愁：张祜的《题金陵渡》，“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描写出诗人彻夜难眠的羁愁旅意；张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展现了诗人身处乱世，孤独无依的缕缕清愁。风恶浪急的颠簸行船，坚定了诗人对理想前途的信心：“丈夫苟未达，所向须存诚。前路舍舟去，东南仍晓晴。”（孟云卿的《汴河阻风》）大运河是唐人的生命之河，他们漂泊在这条河流上，为生计而奔波，为理想而奋斗，失意时的惆怅和无奈、奋发和坚定都被流动的河水引发出来。
唐诗中的大运河是诗人离情别绪的策源地。大运河“商旅往返，船乘不绝”，数不清的离别就天天在渡口码头上演，渡口也就成为人们离情别绪的起航点。唐诗中呈现了离别的各种情绪：有悲伤，“爱树满西津，津亭堕泪频”（许浑《京口津亭送张崔二侍御》）；有寂寥，“关河日暮望空极，杨柳渡头人独归”（薛逢《送卢缄归扬州》）；有艳羡，“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崔颢《维扬送友还苏州》）；有嘱托，“别后书频寄，无辞费笔毫”（姚合《送刘詹事赴寿州》）。
而且河水的流动不居、一去不返使诗人联想到了好友的一去不归：“炀帝陵边草木深，汴河流水空归海。古今悠悠人自别，此地繁华终未歇。”（李涉《醉中赠崔膺》）寂寞流淌的汴河水，如同离开朋友的落寞之情：“汴水饶曲流，野桑无直柯。但为君子心，叹息终靡他。”（孟郊《汴州留别韩愈》）曲折蜿蜒的汴河水，就像诗人的颠沛流离，诗人羁旅的感伤和离情难诉的惆怅，溢于言表。
唐诗中的大运河是诗人反思历史、慨叹兴亡的精神空间。唐朝的大运河是在隋朝大运河疏通整理的基础上通航的，隋朝短命和隋炀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凿大运河并多次南下巡游有很大关系，大运河这段独特的历史，促使诗人自觉反思大运河的开凿并抒发了历史兴亡的慨叹。
白居易的《隋堤柳》详细描述了隋炀帝“南幸江都恣佚游”而使“海内财力此时竭”的罪行，从而导致“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的国破身亡的结局，表达了对大运河开凿的否定态度。王泠然的《汴堤柳》，“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以及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都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为了江南巡游，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
而且开河、植柳、巡游劳民伤财：“炀帝开河鬼亦悲，生民不独力空疲。”（罗邺《汴河》）“炀帝龙舟向此行，三千宫女采桡轻。”（徐凝《汴河览古》）“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制造龙舟、楼船数万艘，锦帆彩缆，三千宫女跟随，穷奢极靡。有的诗作直接指出运河的开凿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胡曾《咏史诗·汴水》）
面对引发隋朝灭亡的大运河和隋堤柳，诗人在讽刺之余更多的是慨叹。江为《隋堤柳》：“锦缆龙舟万里来，醉乡繁盛忽尘埃。空余两岸千株柳，雨叶风花作恨媒。”锦缆龙舟，醉乡繁盛，化为尘埃，可见历史沧桑。昔日隋炀帝所树堤柳，今日却成为其荒淫误国的历史见证，这使后人深感繁华易尽，历史无情。虽然隋朝覆辙在前，但唐朝并没从其灭亡的事实中汲取教训，更使诗人感慨不已：“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韩琮《杂曲歌辞·杨柳枝》）诗人叹古怀昔，希望人们能在前朝兴亡的史实中，看到本朝现实痼疾，以起到警世和鉴戒的效果。诗歌中这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遍关注，展现出文人群体内心感伤忧虑的精神世界。
唐诗中的大运河，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客观具体的大运河的存在，也展现了诗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但是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始终融合在一起：客观描写处处浸染着诗人的主观情感，而主观情感则是在客观描写的基础上展现的。以大运河为框架，诗人把主观情感、历史感和社会因素投射进去，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深邃辽远的审美想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