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复旦的时候，和预防医学的同事做了回同学，这才学到了“治未病”这个词。现在大家都了解，孩子打疫苗就是预防那些“瘟疫”病的主要手段。恰巧手上有一本书与此有关，不仅谈到小小的病菌，谈到病菌对人们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还谈到了我们这些天刷屏背后的心病——权力。
我们的“分级历史”公众号前两天才推荐过《麦克尼尔全球史》（1962年），这是威廉·麦克尼尔的成名作，不过那时他名声还不够大，直到14年后，他的《瘟疫与人》出版，麦克尼尔才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史学家。
1967年，克罗斯比发表了一篇16页的小文章《征服者与瘟疫：第一次世界性流行病与印加帝国的衰亡》。文章中，他说起，在欧洲，天花已经是一种地方病了，每年稳定致死3%-10%。这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个死亡率还不会导致文明的灭亡。当欧洲征服者到了美洲之后，带去的天花袭击了“与世隔绝”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其死亡率之高，基本就灭亡了印加文明。1972年，克罗斯比将他的研究扩展成了《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一书，震撼世界。必须承认，麦克尼尔深受克罗斯比的影响，不过一位有创造力的史学家是不会只模仿克罗斯比的思路的。
1976年《瘟疫与人》出版，麦克尼尔把人类文明分为狩猎时代、上古农牧业时代、欧亚文明时代（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蒙古帝国时代（1200-1500年）、跨洋交流时代（1500-1700年）、近代医学实践时代（1700年至今）。他要谈谈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时期，传染病的影响，病菌与人类的互动史。
如果只看到作为生物体的病菌和人类之间的关系，那就算不上智慧的麦克尼尔了。在该书中，麦克尼尔先是盯住了“实在之物”，即病菌的存在与传播途径，之后就将它视为一种比喻体，盯上了人类的顽疾“权力欲望”：征服与统治。为此，麦克尼尔创造了两个概念来统辖全书：“微寄生”与“巨寄生”。
简单的说，病毒、细菌这种微寄生物与其宿主（包括人类、鸟类、鼠类等等，抱歉，不懂生物学用语，只能用用口头语）存在的寄生关系就属于“微寄生”要讨论的。例如，人要是没有被病菌杀死，往往是因为它激发了人体免疫系统，免疫系统要么杀死了病菌，要么和它达成了平衡共存。
巨寄生指什么呢？我们都了解生态平衡和食物链的概念。麦克尼尔说：“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可调节的巨寄生方式就成为可能。”这句话引导出来了麦克尼尔的创新之处。人类社会中，就存在着“食物”与“生存”的关系。想想我们自身是如何思考“食物”与“生存”的问题的？想想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系统之中，谁从你这儿获得“食物”，而你自己又如何赖以生存？或者说，你以谁为“食”了吗？谁又以你为“食”呢？这样，我们就很明白，寄宿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病菌是谁。
蚕食孩子和家长、蚕食弱者，“巨寄生”无处不在，它是征服与统治的代名词。
人类的智慧有一些滑稽之处。对于微寄生，科学家们研发了疫苗，牢牢地把一些流行病控制住了；对于巨寄生，人类也想控制，但进展缓慢，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有的人可以通过玩弄疫苗，来体现他们在巨寄生系统内的残忍，他们把自己命名为“病菌”。
生命对于每个人是何等重要，但他人的生命对于某些作为“病菌”的人而言，只是他们的宿主。可是，我们的文化里有没有可激活的免疫系统？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天花每年致死欧洲人3%-10%，在中国的历史中，人们在巨寄生系统里是不是也达成了这个平衡？后来，近代科学进步了，天花几乎被预防医学灭绝了，可是我们还没有为巨寄生系统中的这些“天花”找到疫苗。可见，近代科学的进步代替不了人文的进步，我们的人文，的确还停留在前近代。3%-10%死亡率，这在古代，或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率，今天，我们不能接受了，至少我们需要努力，将那3%-10%的致死率降低到0.3%吧。这是一位研究生物与历史的学者可以给我们的启发，“巨寄生”才是人类真正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