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第二季第四期节目中，郑恺化身年轻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带大家走进历史上的神秘后蜀，揭开十三经石刻神秘传奇！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古人就习惯把经典著作刻在石头上以便永久保留。“书之竹帛，镂之金石”，广泛存在于佛经、儒经等经典的记载和传播之中。自东汉刻熹平石经起，以后各朝有的续刻石经。
为何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
“石经”，对于统一文字、推广教育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石经要在内部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经济条件相对富庶的环境下，才能会被刊刻。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乱斗”时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国家，以成都为国都。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撕扯，兵变篡权频频发生。
而重峦叠嶂中的蜀地却偏安一隅，十年不见烽火，巷陌笙歌不断，芙蓉花开满城。在这一片祥和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故事？身处战火纷飞的五代，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经呢？
这要归功于四川盆地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在冷兵器时代为后蜀提供了防御属性加成，让后蜀有了可以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四川盆地水土丰饶，为发展生产和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此外，当时的后蜀，境内很少发生战争，也没有大的动荡。所以，天时地利之下，让四川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经济发达地区。
只有好的经济条件，还不足成为诞生蜀石经的理由，还要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才可以。后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视教育。国宝“后蜀残石经”就是在毋昭裔的主张下，请当时著明的书法家手写之后刊刻完成的。
《后蜀残石经》蜀学之盛冠天下
蜀石经通称“广政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间（公元938——965年），在宰相毋昭裔的倡议下，后蜀始刻儒家经籍。蜀中著名的书法家张德昭、孙逢吉等手写上石，再遍邀能工巧匠凿刻。到宋代统一之后，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才最后完成。
《后蜀残石经》前后历时近200年，共完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和《左传》十经。宋代又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和《孟子》，使之成为完整的儒家十三经，又名孟蜀石经、广政石经、石室十三经。
守护历史，守护薪火千年！
四川博物院所藏的这块石经为青石，为石碑的下段，两面刻正书阴文，所刻内容系《毛诗》，一面为《周颂·桓》《周颂·赉》，另一面为《鲁颂·駉》。
这是几块经历过战火的“劫后余碑”，碎石残片上的秀美正楷，诞生于五代离乱之际，直至赵匡胤统一中原，兵灭后蜀，石经的雕刻工作也没有停止。从春秋战国传至今日，近3000年，它们为何依然留存且仍被奉为经典？
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只刊刻了七部儒家石经，分别是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孟蜀石经、嘉祐石经、御书石经、乾隆石经。后蜀石经是这些石经中字数最多、刊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种，也因此被学者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的壮举。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介绍，从后蜀广政元年（公元938年）开始，历经近两百年刻成的蜀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这么大规模来展示儒家经典。它与文翁石室等一起，成为古代文人眼中“蜀学之盛冠天下”的最佳代表。
正是这几块石碑残片，得以用实物的形式，证明历史上备受尊崇的蜀石经的确存在过。中国儒学经典体系的基本格局，完全可以说由蜀石经起确定。
碑石上千数，融儒家经典之大成，被后世学子奉为圭臬，传诵千年。一部石经，一个学堂，一代代的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