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时候，人们开始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进行思考时，思想家们很自然地将我国视为沙漠中的文明绿洲，世界上仅有有文字、城市和先进制作技能的地方。唐朝时，这一观念已不再令人信服。由于在几个世纪中，香客和僧侣常常往来于我国和印度之间，他们使我国人了解到印度的书写传统足以同我国相匹敌。此外，汉人的近邻也不再是原始部落：高丽、渤海（坐落东北）、南诏（坐落云南）、吐蕃和日本都树立了国家。它们都有一致的宗教，有书写文字（有的发明晰自己的文字），树立了城市并进行长途交易。在许多方面，我国能够自认为优于其他国家，但不能再以仅有的文明之邦自居。初唐时，各国均供认我国在政治、体系和文明诸方面都有出色的建树。实际上，朝鲜和日本的君主往往照搬我国文明和政治体系，以求树立其本国强壮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晚唐时，我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深入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进许多有识之士对我国政治和文明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儒学得到了复兴。杜佑（735—812）和韩愈（768—824）这两位闻名文人的观念，能够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
杜佑的《通典》
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担任要职。801年他将《通典》一书上呈君主。《通典》为一部长篇典章制度史，共两百卷（今版五千余页）。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危及朝廷的权威，杜佑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扶危解困之道，以改革朝政，加强朝廷的权威，使君主能够干预地方事务。当然，绝大部分朝官相信君主为国中第一人，是一切的中心。但是，杜佑认为，官吏们有关朝廷体制的观点已陈腐过时。他们强调君主受命于天，主持礼仪庆典，但忽略了政府运作之道。就体例而言，《通典》一反传统的写法，不始于宫廷礼仪，却以食货、人民生计、政府财源为首要。在讨论赋税时，杜佑对隋朝官员高颎称赞备至，高颎根据均田制实行输籍法。在北朝时，持续的战乱、暴君庸吏、重税徭役迫使百姓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但在隋朝建立后，百姓发现政府租税大大少于豪强所夺，于是他们纷纷向政府登记户籍。因此杜佑认为，赖高颎之力，隋朝才能在全国建立财税制度，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正如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晚唐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依杜佑之见，计划严密的政府控制要比对百姓放任不管好得多。
印刷术不仅用于印制课本，同时也用于印染织物。这块8至9世纪的丝质旗帜残片存于敦煌17号窟；上面的基本图案源于波斯（圆形饰物源于波斯金属制品），杂以中国本地花纹，如上面的一对飞鸟
复兴儒学的韩愈
杜佑尤其反对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效法经典中所说的古制。杜佑驳斥说，在远古时期，中国同现在边境附近的一些蛮族一样落后。他认为在汉唐时臻于完善的郡县行政制度优于周代的分封制，因为郡县制有利于长治久安、人口增长。为《通典》作序的学者说，杜佑认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五）。
杜佑的同代人韩愈比杜佑年轻，他更多地从文化方面来审视中国的问题。韩愈极力推崇儒学，力主儒学经典是教育和良好写作能力的根基。他遵循古老的理念，要求清晰、准确、实用，赞成朴素的文风。跟杜佑一样，韩愈也关注软弱无力的朝廷，但他相信复兴儒学可以使国家强盛。他上疏皇帝，反对皇帝参拜佛祖遗骨。在上疏中他将佛教称为蛮族的信仰，说佛骨是污秽不祥之物，不应触摸。他争论说，皇帝尊佛是鼓励百姓信奉佛教而不务正业、不尽社会义务，这样便减少了税收，对国家不利。在另一篇几乎同样有名的文章中，韩愈讨论了道的起源。韩愈认为，一脉相承的正统儒学，从周公传到孔孟，然后这一传统就中断了。在某种意义上，韩愈主张为复兴“圣人之道”必须读《论语》和《孟子》，以发掘真正的儒学。像杜佑一样，韩愈用非常宽泛的概念对中国文明进行了综述，但叙述简明扼要：中国文明始于圣人，圣人救百姓于危难，教他们获衣食，退野兽，习礼乐，教他们创立政治制度来抵御敌人，肃清罪恶，但是道教和佛教的兴起使中国文明堕落了。最后，韩愈主张让佛僧道士还俗，焚毁佛经道经，将庙宇改建成家庭宅院。
正如这幅描绘宴饮的壁画所表现的，唐朝时人们开始坐在榻上。坐者的衣衫为典型的士大夫便服。蓝色或褐色长袍、黑靴、黑帽。这幅宽70英寸、长92英寸的壁画绘于长安附近一座建于8世纪的墓葬的墙壁上
当然，杜佑和韩愈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相左。杜佑坚持应抓住变化，应了解具体实践的细枝末节。而韩愈更强调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应重视德行，君主应掌握“圣人之道”。杜佑主张循序渐进地追溯历史的发展，而韩愈则以为可以将中间的几个世纪一笔抹杀而一下跃回到遥远的古代。然而，二者确实在某些问题上颇为一致。例如，他们都对自汉朝以来广为流行的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论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分享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只要持善念之人在世上有所行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他们的这一观点为很多同代人所赞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当时思想界的论争。
晚唐大变局
根据中国人的历史观，统一与扩张远比分裂与收缩对中国人有利。因此，唐朝上半叶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而下半叶则被认为是它不幸的余晖。按照中国传统史学家的看法，朝代更迭是以道德态势为依据的，而后者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唐朝由盛而衰也就并不出人意料。像唐朝这样辉煌的朝代是由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君主建立的，他们因为民谋利益而受命于天。他们创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租税既低且公平，他们清除了很多前朝的积弊，诸如地方割据和贪污腐败。但他们的皇位继承者并非都是过人之辈，很多继承者不能避免宫廷中的权力之争，不能限制防卫开支和地方行政开支的增长，不能保障或增加岁入来源，不能凭借其毅力和操守而使臣下忠心耿耿。依据这一历史观，干练正直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延缓衰落的进程，甚至可以暂时起死回生，但一个朝代必然会由盛到衰，最终灭亡。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认为，前后两朝之间并无类似的道德逻辑，可以推想，朝代更迭是一代接一代，以至永远。所以，当中国史学家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接触到欧洲历史的线性发展理论（即从古代到古典、经中世纪到现代文明）之时，他们也开始设想中国历史的大分期。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注意到汉朝与罗马的相似之处，大分裂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类似之点。但是隋唐时代的一统天下却无与伦比。在西方，不论是6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还是9世纪时的查理曼大帝，都未能重建一个如此辽阔而又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在中国，唐朝更优于汉朝—唐朝能够抵御更强大的外来威胁，能够治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而且建立了更为发达的经济。
现在，接受中国历史循环开展这一观念的史学家，现已为数不多了。这一观念贬低了中国社会的长时间改变，而依照西方形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的史学家也不多见。一般来说，在探寻中国历史开展进程的时候，史学家们更重视晚唐，并将其视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以为这一可悲的式微时期也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展阶段：知识分子为朝廷无法控制国家而忧心如焚，因此产生了一向延续到宋朝的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思潮；中央政府无力对经济严加办理，影响了财政收入，但却使经济活动更加活泼。因为出现了这么多混乱并且令人头痛的问题，国家政治和军事体系的集权化程度比曾经降低了，但中国社会接受政治危机的能力得到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