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大清皇帝七十岁整寿。从黄历翻到这一年开端，乾隆皇帝的心情就非常开心，满心期待着自己古稀万寿之日的到来。正月十五一过，他就带队声势赫赫地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南巡。然而，路上发作的一件事，影响了他的好心情，这个事件后人也应该深思。
乾隆南巡
二月初，新上任的奉天府尹海宁按惯例在赴任前来拜见皇帝。这种本来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接见，却因为海宁突然掷出的一堆实质性问题变得意味深长。
调任奉天府尹之前，海宁是云南粮储道，顶头上司是云贵总督李侍尧。见到乾隆帝，海宁像个逃出生天的幸存者一般，痛快淋漓地向皇帝倾述李侍尧对其下属官员们的残酷压迫。总结起来，李侍尧在任期间，以为皇帝采办贡品为名，勒索云贵地方官员白银一万六千余两；由于修缮自家房屋，又勒索地方官白银一万余两。
李侍尧
海宁好不容易说完，瞥了一眼站在皇帝身边的军机大臣和珅，和珅隐秘地给了他一个赞许的眼神。
朝廷里都知道李侍尧不待见和珅，作为乾隆朝老资格封疆大吏的代表人物，他非常看不起这个突然蹿红的小字辈。在出任云贵总督之前，李侍尧曾经短暂地留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军机大臣，在军机处上班时，他时常出言攻击和珅，丝毫不掩饰对和珅的蔑视。和珅岂是忍气吞声之辈？在和海宁的私下交谈中，和珅摸到了李侍尧的小辫子，于是，鼓动海宁出面告发李侍尧。海宁告完状，拿了和珅的银子就去奉天赴任了，他的戏份到此结束。
二
利用海宁这个投射器，和珅把一个难题扔到皇帝面前：要不要处理李侍尧？
李侍尧是皇帝的心头肉。从二十五年前外派广州将军至今，他两次出任两广总督，主持起草过清王朝、也是中国史上第一部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防范外夷条例》。中间当过几年湖广总督，升任军机大臣后，又前往昆明任云贵总督，负责处理紧张的中缅边境问题，事后继续在云南办差三年。乾隆帝评价李侍尧：在总督中最出色。等于说他是大清朝精英中的精英。
李侍尧办事能干且乖巧。二十多年间已经先后为皇帝私人进贡一百二十余次。与旁人的贡品不同，奴才出身的李侍尧非常了解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品味(农家乐品味)。他进贡的东西总能挠到皇帝的心尖，使得皇帝一边说什么“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三令五申禁止地方上供，一边又多次密示李侍尧多给他在外面带点东西送来，“嗣后似此样好得（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
李侍尧还有个弟弟叫李奉尧，时任江南提督。前几天，他哥哥派下属陈连升来给皇上进贡，那人顺便也来拜望随驾南巡的李奉尧。李奉尧正站在一处人多的地方，看见陈连升向他走过来，膝盖已经开始弯曲，马上要向他下跪请安了。若在平时，李奉尧对此习以为常。但是此时正值接驾的关键时刻，他急切地向陈连升摆手示意。陈连升虽然看见了，可是要把已经弯下去的膝盖再直起来，这需要极大的肌肉力量，他奋力往上弹了一下，但还是扑通一声跪下去了，而且跪得前所未有地结实。
这一幕被乾隆帝看见了。一向以为跪拜之礼只适用于君臣之间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乾隆帝看到这一幕时微妙的表情，被一旁的和珅读懂了，于是他抓住海宁见驾的机会，向李侍尧发动进攻。
帝国皇帝喜欢谁，才会敲打谁，不喜欢的话，直接扔掉就好了，还敲个什么劲？于是，乾隆帝接下海宁举报的这件案子，决定好好敲打一下李侍尧，好让他更好地办差。被皇帝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派往云南办案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侍尧的死敌和珅。一场司法大案即将开始。
三
本案举报人是奉天府尹海宁；接受指控、决定立案的是皇帝本人；执行侦查的是军机大臣、户部侍郎、代表皇帝名义办事的和珅。那么问题来了，并称“三法司”的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机构干什么去了？如果皇帝不接受海宁的指控，他们是否有权启动法律程序，办了李侍尧这个贪官？
他们名义上有，实际上却根本办不到。按清王朝法律规定，这种案件该由都察院负责。都察院与六部平级，职责相当于监察部门，专管纠办官员违法行为，分央地两部分。在中央，左佥都御史为都察院最高长官，下辖“六科”、“十五道”，“六科”监察六部，“十五道”监察各地，但并不派驻地方。在地方，专职监察的是提刑按察使，排位在总督、巡抚和布政使之后，各地巡抚往往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衔，而与中央的左佥都御史平级的右佥都御史、清王朝地方监察系统的领导人，则按惯例也作为兼衔白送给各位总督大人。
中央监察系统没有派驻地方的机构与人员，聊胜于无；地方监察系统由被监察者担任或受被监察者领导，无能为力。如果皇帝本人不启动监察权，清王朝的监察系统，也就算是瘫痪了。
老年乾隆帝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当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昆明云贵总督府门前时，云贵总督、右佥都御史、云贵两省最高监察官李侍尧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和珅收缴了印信，关押起来。
李侍尧案件并不复杂，因为海宁举报的两条的问题很具体，和珅很快就集齐证据予以证实：李侍尧坐实的涉案金额为三万六千余两。这说出来都没人信。李侍尧外派当官二十多年，已为皇帝私人进贡一百二十余次，每次都出手阔绰，随便算上几次进贡的价值就够这个数了。
和珅虽然不是清王朝的专业司法人员，但他很清楚清王朝的法律习惯。对于本案，即使他想弄死李侍尧，也得坚持清王朝法律中“就案办案”的规则。
清史专家郭成康先生指出：在督抚贪赃案件的查办上，查办谁不查办谁，查办哪些情节，官僚机器是完全处在皇帝的掌控下，办案不得有疏漏，也不准波累迁延。也就是说，皇帝要你查什么就只查什么，别的事情不准管，办案人员没有主动权。况且，三万余两白银的涉案金额，也足以让和珅终结李侍尧政治生命了。
四
和珅下一步要做的是根据律法，给李侍尧拟一个罪名和相应的惩罚。注意，是“拟”不是“定”，作为代表皇帝的钦差，而不是独立的司法人员，和珅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在清朝的法律中，有三种罪名可以分别对应今天的贪污罪与受贿罪：“监守盗”相当于贪污罪，“枉法赃（因具体事项受贿）”与“不枉法赃（无具体事项受贿）”相当于受贿罪。李侍尧所坐实的罪名属于受贿而非贪污，但因为受贿罪在清朝法律的规定量刑中，并没有可论死的条文。而贪污罪中则明文规定：“凡侵盗仓库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斩监候。”和珅援引这条法律，建议处李侍尧以“斩监候”，也就是死缓。
在罪行与罪名上的移花接木，倒不是和珅的独创，当时大多数贪官都死在这一条法律上，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的确符合这条法律的规定。为了表现办案人员自身对贪污行为的深恶痛绝，办案人员的建议上还会加上“请即行正法”的铿锵语句，建议超越法律条款，提高量刑。和珅却没有这么做。终结对手的政治生命已经足够，此后是否要再进一步，该是皇帝的事。他很聪明地为皇帝留下了回旋余地。
在李侍尧被查办的公元1780年。地球的另一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四十二岁，他的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早已问世，已经成为西方大陆法系的必读经典。在该书中，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且颁布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贝卡利亚像与《论犯罪与刑罚》书影
这些话是“罪刑法定”刑法原则较早的明确阐释。如今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惩处违反正义的行为，那么就先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把现有法律东拉西扯地满足个案的需要。
法律自有其尊严，不应该像件不遮体的破烂衣裳似的被扯来扯去。但在皇权专制下的中国，扯了也就扯了，没什么办法。在本案中，没人会同情李侍尧，甚至有一大波人为和珅叫好。
五
接到和珅从云南发来的案情报告和量刑建议文书，乾隆帝佯作惊诧：“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妄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
西南政法大学学者杜斌先生指出：清代司法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一审终审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即使是钦狱大案的督抚贪赃案件，皇帝也很少直接核准初审拟罪，而是交诸“三法司会审”乃至“九卿会审”程序复审。
到了复审环节，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清王朝正儿八经的司法机构——终于有机会正式露面。可这一次，乾隆帝却跳过三法司会审的环节，将李侍尧案的复审直接升格为“九卿会审”，也就是三法司要联合六部尚书、侍郎、右副都御史、通政副使、大理寺少卿等几乎所有在京高官四五十人一起来复审。司法系统好不容易有机会发挥点作用，却也不过是个配角。
乾隆帝嘴上说本案事关重大，应该慎重定刑，而实际上是想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暗地寻找支持，保住李侍尧。不成想李侍尧做事过于高调，人品实在太差，大家都对他深恶痛绝。九卿会审的结果是，建议皇帝将斩监候升级为斩立决。
这下乾隆帝尴尬了，惯常的法律程序被他一步到位地走完了，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九卿会审之后就该由他定案了，要保住奴才李侍尧，他就得否决九卿会审的建议，而否决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总不能直说没有李侍尧就没人给他奉上贴心贡品之类的大实话吧。乾隆帝还是得扭扭捏捏地在法律程序上做文章，如果现有的程序帮不上忙，那么就弄一个新的程序出来。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七日，皇帝发文各省总督、巡抚，将李侍尧案相关卷宗下发给他们阅看，命令他们给出对李侍尧的定刑建议。这种史无前例的“各省督抚定谳具题”的特别法律程序，以看似颇有些法理意味的方法来实现枉法的目的，不能不说乾隆帝确实很聪明。
不过，李侍尧真是不争气。为了保全他，皇帝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却还是几乎无人替他说话，陕甘总督、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湖北巡抚、陕西巡抚，还包括他的下属贵州巡抚都认为九卿会审的结果是对的，请皇上批准执行。直隶总督、四川总督、代理云贵总督、东河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江西巡抚、广西巡抚、代理云南巡抚这波人更狠，请求乾隆帝继续深挖李侍尧的其他罪状，让他死得更惨些。
这可把乾隆帝给急坏了，李侍尧你是怎么做人的？直到安徽巡抚闵鹗元的建议到来，皇帝才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人明白朕的意思了。闵鹗元为李侍尧说情，说他是皇上的好奴才，办事能干，适用于清王朝法律中“八议”的从宽量刑办法。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本年秋后处决人犯的时日已过。皇帝才佯作语重心长地发布了关于李侍尧案的意见：“是李侍尧一生功罪原属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仅闵鹗元一人），则罪疑惟轻，朕亦不肯为己甚之事。今年虽过，停勾至明年朝审时。九卿自必拟以情实，朕亦断不能曲法姑容，是今虽稍系从宽，实非量与末减。李侍尧著而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照大学士九卿原拟！”
既然有“这么多”人为李侍尧求情，朕也就不再坚持了，今年处决犯人的时限已过，朕就暂时放他一马，明年再议，如果明年大家还是觉得他该死，那么再行处死。现在，他的判决暂定斩监候，等明年秋后处决吧。
这下子大家彻底明白皇帝的意思了。负责办案的聪明人和珅看到得更多，只要自己也能像李侍尧一样博得皇帝的疼爱，哪怕捅了再大的篓子，皇帝都会想尽办法保护自己。
六
第二年，皇帝压根没提什么再议李侍尧罪状的事情。皇帝不提，司法系统也没有任何主动权，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这一年甘肃爆发“塌方式”腐败窝案，上至巡抚王亶望，下至几乎全省知县全部涉案。乾隆帝震怒异常，被他派往甘肃查案的人，正是他最喜欢的奴才李侍尧。临行前，皇帝终于摘去了他的死囚头衔，还给了他三品官的顶戴花翎，代理陕甘总督，前往甘肃查办王亶望。
办案结束之后，三品顶戴换成了总督该有的一品，李侍尧又回到了案发前的高度。此时，他死而复生后的第一批贡品也送到了皇宫，乾隆帝乐不可支。
公元1784年，在镇压甘肃回族起义时，李侍尧再次被人举报玩忽职守，乾隆帝也再次启动司法程序来敲打他，九卿会审给李侍尧定了个斩立决，而乾隆帝这次则直接将其改为斩监候，用同样的手段，把李侍尧捞了回来。李侍尧一年后复出，任户部尚书。此后又先后担任湖广总督、闽浙总督。
公元1788年，李侍尧死，他的进贡次数最终定格为155次，进贡物品共计2413种，其总数和总价值难以估量。仅以其就任两广总督三年间的进贡来看，就花费黄金1213两，白银41800余两。这还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并不包括李侍尧吃掉的回扣、差价和向下属勒索所得。这些金银，哪点不是民脂民膏？
可惜，先贤荀子早就说过：有治人，无治法。古代中国的治理，归根结底靠的是人、皇权，而不是靠法律、法权。皇权的存在遮天蔽日，包括法权在内的其他一切权力，若与之发生冲突，都将不复存在。
这是教训，不是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