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财政岁入究竟几何，是一个时有争讼的问题。
一些写作者可能会引用曾巩《议经费扎子》与《宋史食货志》中的数据：“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认为宋代的财政岁入超过一亿贯钱。但马上就会有人纠错：没有这么多。这里的“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是指铜钱、白银、绢帛、谷米、草料等物资的总和，并不是单指缗钱。而且，由于不知银绢谷草的具体比例，根本无法折算成钱贯。
我们需要一份以钱贯计算的宋代财政收入清单。
宋钱“大观通宝”
北宋财政岁入
恰好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就有这样一份清单。先来看北宋部分：“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可知北宋时，户部岁入的峰值是熙宁—元丰年的6000余万贯，元祐初政府减税，岁入缗钱降至4800余万贯。
但这个4800余万贯是不是元祐初年的全部岁入呢？有没有漏计了地方留用的收入？宋依唐制，将天下正赋收入分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其中“上供”需解运京师入库；“留州”与“送使”则充地方经费，宋人称为“系省钱物”，即隶属于尚书省、留置在地方的财税收入，例都由户部（元丰改制前为三司）统一会计：“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因此，李心传这里的记录显然包含了“留州”与“送使”的数目。
但是，不要忘记了，李心传已明言这是“天下岁入缗钱”，除了缗钱，宋朝还有一部分实物税，大头是田赋。有没有缗钱之外的统计数据呢？有。元祐初，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苏辙还因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叙》，一篇《收支叙》，一篇《民赋叙》。在《收支叙》中，苏辙列出了元祐初年的户部收入数目：
“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可知元祐初的岁入绝不止李心传记录的“四千八百余万”贯。
我们将金、银、绸绢、米谷都折算成缗钱（草的价值较低，略过不计）。当时金一两约值10贯钱，4300两即值4.3万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57000两即值5.7万贯钱；绸绢每匹约值1.5贯钱，151万匹即值226.5万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2445万石即值2445万贯钱（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2680万贯。加上按缗钱征收的货币税收入4848万贯，总数约为7500万贯。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商税务
但这7500万贯钱就是元祐初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吗？不是。须知北宋的财政管理是分成两个系统的，一个是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统率的、由转运司—州县长官—市镇税官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另一个是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统率的、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苏辙也在《元祐会计录叙》中申明：“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可知前面折算出来的7500万贯钱，只是户部可以会计的正赋岁入，户部右曹掌管的那部分收入，是未计在内的。
由于目前未能找到元祐年间的户部右曹收入账目，只能以其他年份的作为参考。户部右曹的职掌同熙宁变法后、元丰改制前的司农寺，司农寺执掌的财政收入主要有常平青苗钱、免役助役钱、坊场钱等。熙宁年间，青苗钱“岁收息至三百万贯”，每年新增的常平本钱未计；元丰七年（1084），免役助役钱多达1870万贯；坊场钱即扑买坊场、河渡、盐井所得的收入，元丰七年为500万贯，另有谷、帛90多万石、匹，折钱约100万贯；元丰七年，朝廷还将市易钱从户部左曹划到右曹，按熙宁十年市易司所收息钱（不含市利钱）计算，为140多万贯。此外，铸钱监每年新铸之钱，例入内藏库，也非户部所预，元祐年间，“岁铸二百八十一万贯”。
这当然不是户部右曹的全部账目，不过主要的钱物窠名应该罗列在内了。合计起来，约有3100万贯，与前面统计出来的7500万贯相合并，岁入过亿贯。不过，元祐年间朝廷罢征免役钱，助役钱减半输纳，因此，元祐岁入应该不及一亿贯，但哲宗亲政之后，免役钱又恢复了。可以说，北宋自熙宁以降，除了元祐几年，其他年份应该都能够维持一亿贯左右的岁入规模。
这一亿贯的财政收入中，田赋折钱顶多是3000万贯左右（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大约只占30%；非农业税的比重高达70%。这是其他任何王朝（晚清除外）都未曾出现的财税结构。
南宋财政岁入
再来看南宋的岁入。李心传说：“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今东南岁入之数，独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其六百六十余万缗号经制，吕元直（吕颐浩）在户部时复之；七百八十余万缗号总制，孟富文（孟庾）秉政时创之；四百余万缗号月桩钱，朱藏一（朱胜非）当国时取之。自经制以下，钱皆增赋也。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入，又四千四百九十余万缗。”
——可知淳熙末，朝廷岁入缗钱为6530余贯。那么这6530余贯是不是南宋的全部财政收入呢？当然不是。
南宋时，天下财赋不再由户部左右曹分领，户部已经可以掌管原属右曹之财，李心传所说的茶、盐、酒算、坑冶、榷货之入，在北宋时都属于户部不预的右曹之财，此时则已归户部会计。但是，南宋的财税虽无左右曹的纵向分司，却出现了中央与地方的横向分隶。户部所能会计的财政收入只有“上供”部分，“留州”、“送使”这两部分，户部往往无法核算，一位南宋户部侍郎说：“今户部所知之数，则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无得而考焉。”
南宋的“上供”，包括上供正赋与上供“杂纳钱”。李心传列出的上供钱、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与籴本和买之入，严格来说，都不是税种，而是财税分隶制度下，地方上缴中央的财赋窠名。
其中，上供钱是指地方政府从其征收的正赋（主要为田赋、商税等）中划出一定比例，解运京师，定额200万贯，所以李心传才说“上供钱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至于留给地方分配的正赋是多少，李心传没有说明，据宋代经济史学者包伟民先生的研究，北宋初缗钱的上供比例不到10%，“南宋上供正赋在全国财政总收支中所占比例不可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上供之外’的杂征调日益增额，上供正赋的地位必然会相应降低”。假如按10%上供，则全国征收的正赋折钱至少有2000万贯，留在地方的大约有1800万贯。
南宋钱牌
经制钱与总制钱来自宋政府从商税、酒税中加派的杂税，也按比例划拨中央：“诸州经总制钱，皆出场务酒税杂钱，分隶以纳。”月桩钱是地方供应军饷的缗钱窠名，按月桩管，所以称为“月桩钱”，原本是从经总制钱中拨出，但经总司“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赋于民”。籴本则是地方措置来供中央和籴粮米的缗钱窠名，主要也是来自商税、酒税的加征。
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与籴本都属于正赋之外的杂征，宋人称之为“杂纳钱”，由地方政府征收，按比例上供。上供比例是多少呢？绍兴二年（1132），朝廷“令诸路转运司量度州县收税紧慢，增添税额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为率，三分本州岛，七分隶经总制司”。孝宗朝时，“旧额凡杂纳钱，以十分为率分隶，四为籴本，六为系省钱；其后，乃始增以二分分隶总制钱；……久之，乃裒羡钱，校数岁之最为额，以十分分隶之，七为总制增税，三为在州钱，愈非旧比”。
大致可以说，南宋的杂纳钱大约70%归中央，30%归地方。李心传列出的杂纳钱只是上缴户部财政的部分，总数大约有2000万贯（经制钱660余万，总制780余万，月桩钱400余万，籴本未知），可以推算留在地方的约有900万贯左右。
另外，南宋时，四川的财政是相对独立的，由总领所统收统支，朝廷鞭长莫及，无从会计与干预，李心传所列，只是“东南岁入”：“今日天下既失其半，又四川财赋不归朝廷，计朝廷岁用数千万，皆取于东南”；“四川在远，钱币又不通，故无事之际，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而一遇军兴，朝廷亦不问”。那么南宋四川的岁入有多少呢？叶适说，“别计四川之钱引，以三千三百余万矣。”可知南宋四川之财政岁入有3300万贯。
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的流通货币是以铁钱为本币的钱引，财政的会计也是钱引，因此还要按当时的汇率换算成铜钱。绍兴年间，一位南宋官员提到四川钱引与铁钱、铜钱的比价：钱引十道，按市价可换八贯铁铁，换铜钱则为四贯，可知钱引与铜钱的比价为10：4。四川3300万贯钱引的岁入，折换成铜钱的话，约有1320万贯。
现在可以来统计南宋淳熙年间的全部财政岁入了：上缴朝廷的缗钱为6530余贯，地方系省正赋约1800万贯，地方系省杂纳钱约900万贯，四川独立核算的岁入约1320万贯，合计超过一亿贯钱，与北宋后期大体持平。
在这一亿贯岁入中，来自田赋的收入大概只有2000万贯上下（因为按前面的估算，南宋正赋约有2000万贯，杂纳钱主要出自工商税），只占全部岁入的20%左右；非农业税的比重扩大至80%。
这样的财税结构，正好跟明朝的完全相反。据黄仁宇统计，1502年（弘治十五年），田赋正额为16799341石粮；1570-1590年期间（隆庆-万历年间），钞关税、商税、蕃船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等收入，合计943000两银；役与土贡折色1687000两银。明代米价较低，弘治—隆庆年间，一石米约0.6两银，16799341石粮可折银1000万两左右，加上工商税、役与土贡折色，共计1300万两，工商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只有7%左右。
晚清之前，清代的财税结构也是以农业税为大头，占70%以上，工商税（主要是盐税、关税）的比重不足30%。晚清开始加征厘金之后，工商税的比重逐渐上升，至1911年（宣统三年），厘金、盐税、关税三者的比重已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田赋的比重下降至30%以下。正好恢复到宋朝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