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定理由将水称为地中海世界食物生产中最重要的变量。在任何一个微观区域中，土壤的保湿能力和井水、泉水、地表水在不同季节的分布与供水稳定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地形要素。分配、贮藏与再分配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使得对水资源的控制成为支离破碎的微观区域环境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水资源的管理成了地中海史上的一个永恒课题，也为人类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它为研究技术创新的社会影响提供了重要线索与案例。我们对于这一主题的观点是与众不同的：在我们看来，即便对于埃及等地区而言，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远远不够的，但它本应当构成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基石。
地中海世界灌溉技术的性质
应用灌溉技术的一个极端例子是水田农业。但它仅在地中海世界湿地环境中的有限区域内才真正存在过。更具备可操作性的技术是伊斯兰农业史中所说的“制造夏天”——即使夏季成为作物生长期。它通过利用稳定的、终年性的、不会中断的充足水源将冬季生长期延伸至干旱的夏季，或一直持续到夏季结束之后。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灌溉技术通常或常见的目的所在。水资源的消耗量并无统一规律：来自内盖夫（Negev）地区牧民的统计数据表明，一个由6口人、两头骆驼、一头驴、两条狗和10只绵羊构成的家庭单位竟然可以仅仅依靠18立方米水维持一年的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给出的最低标准则是每人每日25升水，约合每人每年10立方米。按照这些标准来看，为了“制造夏天”而进行持续不断的灌溉是一种疯狂的挥霍。每天向100公顷灌溉园圃提供20毫米的水量会耗尽一座“中等规模罗马城市的水渠”的日供水量。因此，我们关于灌溉史所要强调的第一点是：这种技术要求非常简单的生产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难以操作和十分罕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地中海世界的淡水资源是不足以支持在夏季进行的大规模灌溉的。尽管依靠泉水进行的夏季农业生产可能在微观区域经济中发挥与自身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但它的规模必然是地方性的。绿洲农业中资源充足、唾手可得的灌溉用水只是特例。人工采集地下水的技术也存在着若干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技术是著名的地下管道体系（qanat）。它可以汲取原本无法利用的地下水，制造“人工泉”，对阿拉伯世界“制造夏天”的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对具体地区环境特征的关注却要求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种技术：这种管道最适合抽取冲积扇内季节性的地下水（因为在这种松软土层中进行挖掘是相对容易的）。因此，它不免要偶尔导致洪灾。人们可以采用这种集水方式（如西班牙南部的cimbra）或打井的办法获取地表河床下面潜藏的水源，但这种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集水管道（Qanawat）的技术要求很高，并且造价不菲：20世纪中期文献所记载的一条伊朗（Iran）境内的管道长达3公里，其供水足够在每24小时内向半公顷的田地灌溉一次；修建这一工程整整耗费了17年（English1968，174）。
永久性河流是提供充足水源的最佳选择。在埃及，人类从十分远的年代起便采用重力提供的灌溉网络利用尼罗河的水资源。按照地中海世界的标准来看，干旱气候与水量充沛的尼罗河之间构成的反差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得古埃及人的灌溉技术远远领先于其他古代民族。但即便在埃及，常年维持果园与园圃种植活动的做法也是逐步推广开来的，其中口袋（saqia）在希腊化时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到了16世纪，埃及灌溉体系的维持需要使用12万名全职劳动的工人。可以利用地表水的池塘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在尼罗河三角洲（theDelta），人们需要预防盐碱化的发生。但尼罗河的主要贡献并非为在大部分地中海地区经历旱季的几个月份里继续发展农业生产：如果没有尼罗河的话，埃及根本无法组织农业生产。在地中海世界中的其他地方，只有伊比利亚半岛降雨带笼罩下的西班牙东部与东南部地区才存在着（一方面）年际总降水量不足以维持养活大量人口的农业生产和（另一方面）拥有水量巨大的河流两种现象并存的局面。
奥朗底河的灌溉
即便在水资源看似十分丰富的环境中，大规模灌溉的用水也不是像人们普遍设想的那样容易获得的。因此，水资源调控的通常目的只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捉摸不定但可以左右微观区域命运的降水的依赖性。换言之，那是一种“保障冬季生产”的灌溉。在这种模式下，降低洪涝水灾风险的考虑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之前指出过的那样，排水是与灌溉密不可分的。通过可靠的人为控制降低基本农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充满风险的不确定性是地中海世界大部分水利技术的目标。人们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从对自然界中永久性河流的引流到人工蓄水池的修建），结合各种空间范围与地形条件（岩石、海拔、土壤类型、坡度等等）去实现这一目的。在半干旱地区，人们经常会试图在冬季暴雨过后通过引流或堤坝拦截（如西班牙南部的boquera）等手段截流洪水，以便保护自己的耕种环境，并将这些水资源用于农业生产。收集洪水中富含矿物质的沉淀物有时与利用水资源同等重要。无论是否拥有提水设备，永久性河流都会更多地被用于这一目的，而不是所谓的“制造夏天”。
水利技术的“里程碑式突破”
跟耕种技术发展史一样，水利技术发展史同样为科技史中的“里程碑式突破”（FamousDiscovery）提供了诸多素材。地下管道体系与水轮装置都被视为使生产力焕然一新的决定性要素。但我们只有在审视这些体系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及规划、建造、保养它们的目的后，才能对其在改善灌溉效果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鲁萨国王的堤坝仅仅对他私人地产上的一小块土地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此外，大发现历史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是我们能够证明一个消极事实，即人类在这项所谓发明创造问世的伟大时刻之前从未利用过这一理念。对于地中海史而言，证明这些情况的存在尤为困难。事实上，我们将在本章中多次看到，这类技术史上曾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断言在一条考古发现材料或文献、文学史料的引用面前轰然崩塌。
对学术研究而言，能够将此类发明创造的年代提前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关于应在多大程度上赞美某些“伟大文化”的技术发明的讨论已经走火入魔。我们在此已没有必要进一步批判相关文化史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粗糙结构体系了；但很显然的是，出于情感或政治（相当普遍）原因，这些说辞仍然拥有自己的市场。这种思维定式仍旧反映在关于欠发达状态、落后性与原始性的一些错误观念上；我们在本章结尾处将有机会再次提及这些情况。事实上，塑造人类与地中海环境互动模式的大部分社会现象都并非专属于某个民族。
在对地中海世界灌溉技术的研究中已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人们开始对中世纪西班牙东部地区的史料进行全新的、主要基于考古视角的解读。这个地理条件十分独特的地区保存了大量档案性材料，作为其补充的还有相当可观的考古资料。这些材料迷人的丰富内涵是值得受到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史学家们的广泛重视的：因为除了专门研究该地区的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外，它们还提供了更多信息，足以引起人们十分广泛的兴趣。米古埃尔·巴尔塞洛（MiguelBarceló）是对与此相关的、值得引起史学家重新思考的重要田野调查活动成果的热情洋溢、睿智犀利的解读者。这些灌溉网络的支离破碎向这位史学家提出了如何进行合理归纳的问题。巴尔塞洛辨认出了发生于全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体转型过程，它是由一系列将许多微观区域联系在一起的干预措施构成的。我们确实有理由采用巴尔塞洛提出的术语“灌溉地区”或“灌溉空间”来描述这种效果，它也被称为灌溉的“宏观系统”（macrosystem）。巴尔塞洛充满激情地坚持着从社会与经济视角研究此类地区的必要性；我们之后还会简略提及他将之同以众多小生产者和来自“大地主”（se.oresderenta）的吞并竞争共存局面为基础的中央财政体系建立起的联系。
文献材料、地名线索和考古证据将伊比利亚半岛这种供水系统的起源同公元8世纪柏柏尔人对西班牙的重新占领密切联系在了一起（Bazzana1992）。但判断这是否为地中海世界中的新现象是至关重要的。一些学者会谨慎地将之表述为当地同马格里布或更加靠东的伊斯兰世界灌溉系统之间的社会文化相似性，而非对后者的直接照搬；巴尔塞洛则直接将这种追本溯源的做法指斥为毫无意义，认为对该现象的社会解释才是更为重要的。然而，如果我们在终于对历史上埃及地区之外的一个地中海世界灌溉种植区进行了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却毫无必要地刻意避免将它同其他地区与时代进行比较的话，那毕竟是一种巨大的缺憾。
受到低估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灌溉技术
史著《古希腊罗马的技术》认为，灌溉手段在“旱作农业技术居于主导地位的希腊与意大利是十分罕见的”。“组织水利建设所需的思想元素对于希腊人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然而，柏拉图开出的、治理理想希腊城邦的“思想良方”其实已经包括了这项规定：
来自宙斯的水从高处流下，落入陡峭山谷的河床中，从而不至于造成祸害，而是能够造福当地。乡村的管理者们（agronomoi）这时应当关闭堤坝的出水口，让它们阻拦、储存雨水，并为散布在下游各处的农田提供溪流和泉源，让十分干旱的地区得到充足的水源供应。而对于以河流或泉水形式存在的地表水，他们则应当让农田和美观的建筑与之相伴，将散布各处的地下集水导入其中，使之成为一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水源。如果那里恰好要修建一处圣树丛或圣所的话，他们还可以使河道流经神庙，让潺潺流水永远装点着那些地方。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地区大致就是阿提卡，那里既有喀斯特地貌中的泉水，又有在雨季泛滥的河谷冲刷出的陡峭山坡。石灰岩地貌有利于尝试进行水利建设，这一点甚至构成了解释古风、古典时期希腊定居模式的水文地理要素之一。我们当然反对决定论式的解释方法，但却可以欣然承认这样的观点：在古希腊农业种植区里，对水资源的系统管理是十分常见的。人们会很自然地利用渗水孔对石灰岩高地上的封闭盆地（其专用术语为polje，来自达尔马提亚）进行排水；后人不仅对之进行了改进或模仿，还针对其来历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爱的洪流将你从高处抛下万丈深渊，如同希腊人传说中库勒尼山（MountCyllene）附近的菲尼乌斯（Pheneus），从湿地排出的水流在那里渗入了肥沃的土壤：相传是拥有狡黠父亲的赫拉克勒斯在这座山的昏暗洞穴里开凿了这条通道。
——卡图鲁斯《诗集》
至迟自迈锡尼时代起，希腊山区盆地的居民们便在改造当地环境方面展现出了伟大才能（Lauffer1986）。地图16反映了在彼奥提亚中部大片封闭盆地处建设的水利工程，以及当地居民堵截山脊侧面谷地洪水的工程、对永久性泉水进行引流的管道和在沼泽与湖泊中修建的、分隔湿地资源与来自进行排水和灌溉的谷地的供水的堤坝。它们还反映了这些工程适应各地地形特征的细致之处。科派斯湖（LakeCopais）周边的中心湿地为居住在广阔范围内的大量人口提供了资源，在古典时期以其农业和水利工程的发达闻名于世。意大利中亚平宁山脉福奇尼湖（theFucinelake）所在的山间盆地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
如果说考古学家们忽视了古典时期的灌溉系统的话，那么问题主要来自于水利工程物质遗存的易损毁性。在《末日审判书》（DomesdayBook）中提及的数百座11世纪英格兰的水磨中，只有9座一直留存到了今天。而在自古典时期以降的、跨度更大的漫长时期内，更不稳定的地中海世界环境条件产生的影响当然会更加显著。
希腊中部与东部是饱受无常冬雨祸害的重灾区。但降水更为丰沛、稳定的意大利中西部同样早在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便发展出了十分复杂的水利体系。在数百年内，当地人运用在本质上与地下管道体系异曲同工的技术，在火山断崖上开凿了数以千计的、长期令考古学家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孔道，用于进行排水与灌溉。这些手段对当地环境的彻底改造很可能同罗马统治者对新平定地区的第一次系统进行的大规模移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该地区土地整体进行的规整划分存在着关联。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它很可能是其他地中海世界灌溉区创建时参考的成功典范。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学术讨论中，水利工程对中世纪以前地中海世界农业生产的贡献将会受到更充分的重视。但这一预言并不仅仅是为了纠正一个怪异的谬误，或表达我们博古学者式的好奇心。对古典时代之后灌溉体系的研究已提出了与农业发展历程有关的若干有趣问
题，而古典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恰恰可以为这场辩论做出许多贡献。绵延数十公里的宏伟罗马水渠是地中海世界水利技术的光辉范例。但与半干旱地区壮观的水轮装置一样，由于自身在设计、建造与维护等方面的特殊要求，罗马水渠并不是普遍存在着的。水利技术的改进更多地是与微观环境的具体生产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