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长期的连续考试，政府为此也需要花费不少的费用，考生则必须忍受更多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所以这才是呕心沥血的艰苦修行。既然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如果没有与之相当的成效，那么就不划算了。个人的得失暂且不论，从社会角度来看，究竟科举对于中国发挥了多大的效能？但我们不能通过只掌握某段时期的现象来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必须从漫长的历史中对其重新审视，并且站在公平的立场进行讨论。
北京国子监
回到一千四百年前的隋代，当初举行科举的目的在于打击前朝世袭性的贵族政治，从而确立天子的独裁权力。在这之前的所谓六朝时期（3—5世纪）是贵族势力的黄金时代，社会上特权贵族横行，他们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官位。这种贵族政治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的藤原时代类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和日本的封建时代很像。不过日本的藤原时代是藤原氏一族独自占据着上层官位，但中国的六朝则有无数的贵族存在于世间，他们大体分为四个等级，保持着各自的礼法。同时，在封建制度下，如果父亲死去，儿子就会继承父亲的地位。但六朝的贵族并非如此，只是根据门第确定了贵族子弟初次任职时的地位和最终能够升迁的上限，儿子不能立刻继承父亲死时的地位。从这些方面来看，两者是不同的。
但如果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天子的官吏任命权就越来越小，不能根据才能自由擢用人才。若天子打破以往的惯例进行人事安排，就会遭受贵族出身官僚群体的猛烈还击。因此隋朝的第一代君主文帝在平定了内乱之后，利用高涨的权势，将以往贵族拥有的特权，也就是生来就可以做官的权利无情废除。他树立了新的制度取而代之，通过举行考试，规定只有及第者才有资格成为官吏，从而把大量的官僚预备队储备在身边，按需补充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空缺。这就是中国科举的起源。
虽然隋朝不久后灭亡并被唐朝取代，但唐王朝大体上依然承袭了这一政策。只是由于唐朝是通过平定大乱而取得天下的，所以建国初期的功臣成了新贵族并留存下来，他们希望将特权式地位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对此，天子尽量把通过科举擢用的进士们置于自己麾下，想让这些人占据要职，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行政。于是贵族群体和进士群体之间就产生了倾轧，但形势逐渐向有利于进士派的方向发展。即使是贵族的子弟，单纯因为父辈的缘故得到官位的人是既不会被政府也不会被社会所尊敬的，贵族如果想要出人头地的话，也必须走科举之门。这明显是贵族派的败北。
唐中期玄宗统治的时候，成为宰相的三十一人中，进士十一人，只占大约三分之一。但到了宪宗时，二十五名宰相中有十五人是进士，比例逆转为大约五分之三。这样的形势形成以后，以往夸耀门第的贵族再也不能安闲地无所事事了。只有马上做出改变的贵族才能够长期延续，范阳之地的卢氏家族就是很好地适应了这种世道变化的例子。由于他们已经拥有了所谓贵族的基础，如果为科举而努力，便可以抓住很多的有利机会。因此虽说卢氏家族到唐末为止出过一百六十名进士，不过这种家族只是孤例。而且正因为他们是贵族，才能取得如此成就。
与之相反，有些超然者对科举不屑一顾，他们始终保持着贵族的自尊，认为科举是平民之流做的事情，但不久后令这些人不得不后悔的时代到来了。贵族出身的名士薛元超就在晚年痛切地述说自己有三个无法挽回的失败，都非常痛心疾首。据他所述，第一个是未参加科举，所以没有成为进士；第二个是迎娶身份低微家族的人做妻子；第三个是没能够成为朝廷文化事业的总裁。不过，如果将后两个失败与第一个相比的话，恐怕都是微不足道的挫折。
然而说实话，大臣、大将以及其他高官的孩子凭借父亲的威望，原本就具备担任某种低级官职的权利，所以他们不用特意参加科举。科举是为了那种没有门路、出身下层阶级的人开设的，贵族子弟硬是参与进去的话，就好像有钱人家的学生去努力打零工，反而侵蚀了穷人的工作领域。这种想法到了宋代都一直存在，而且也确实有人实际执行。但一般来说，从唐代开始，对于贵族和平民以相同立场参加科举的行为便被认为是美德。大家都在强调科举所具有的优点，也就是平等和公平。
这样的趋势正是天子最为期待的。唐代的天子从最初开始就布置下了一张叫作官僚制度的大网，作为贵族政治的编外，以此让平民出身的官僚陆陆续续地陷入大网之中，而受到了同样诱惑的贵族们这一回也来自投罗网了。对于天子而言，这样的结果正中其下怀，他们的耐心等待终于没有白费。唐王朝最早想出要布下这张网的人是创业之君——太宗。太宗在科举之后，当看到了新科进士们意气风发地列队从官府走出的景象时，据传他大声说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然而实际上花费了唐朝一朝三百年的时间，才把那些自视甚高的贵族们几乎全部收入了彀中。
唐代可以被看作一个过渡期，它正在从延续自六朝的贵族政治转型到新的官僚政治。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不管怎么说都是社会的巨大进步，而科举对于这个社会性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只要从这样的立场来看，科举的历史性意义不得不说是非常重大的。并且它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东西，当时的欧洲刚刚勉强建立起了封建骑士制度。若是与之相比，则可以说科举是犹如不同维度般的进步制度，在当时的世界上，它的理念无与伦比。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唐代的科举中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首先第一点就是录取人数非常之少。这是当时中国的文化普及范围极其狭小所引发的必然结果。由于印刷术尚未实用化，人们必须用手来抄写书籍，所以书籍非常稀少而且价格高昂，所以能够从事学问的人极其有限。
当时的官僚政治刚刚建立不久，无论是历史还是经验都还不足，因此未必能够顺利运转。有时在官僚之间会展开激烈的派系斗争也就是党争，而有人指出事实上斗争的原因正是由于科举，这便是科举的第二点缺陷。如前文所述，在科举的世界中，考试时的考官被中试者称为座主，而中试者自称门生，两者结成义父和义子的关系，另外同一期的中试者还彼此唤作同年，大家努力帮助对方。但这些结合太过紧密，派系由此产生。此时因为担任考官的人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很多义子，所以他们也会争夺这一职位。于是以考官为核心诞生出了无数的小派系，但如果有进士以外、完全不同立场的势力出现，进士们又将大力团结在一起与之对抗。事实上这种党派斗争出现以后，反复争夺政权的事情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如果进士党执掌天下，非进士党就全部被驱逐出中央，如果非进士党取得了天下，这次不得不离开中央的人就轮到所有进士党了。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多次，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胜者每次都把之前的方针彻底反转，结果是中央政府的威严受到了损害。当时的天子文宗不禁感叹道：“讨伐外部的贼寇无需多虑，但清除朝廷内的派系真的很难啊。”
四川南充阆中贡院的历代状元榜
宋代以后犹如面目一新，上述两点弊病全都得到了改良。首先，到了宋代，科举及第者的人数骤然增加，同时这也说明参加科举的人变多了。中国社会在从唐代向宋代过渡的过程中，完成了飞跃性的发展，完全抛弃了旧有形态，然而它的本质终究是生产力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积累。如同欧洲近世初期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从宋代开始，那样的阶层在中国就已经形成了。
随着这种新兴富民阶级的争相立志于学，以他们为顾客的出版业变得大为兴盛。佛教和儒家的经典当然是出版的对象，而时人的文集、语录、时事评论文章也都得到了出版，政府还将政府公报印刷发放，可以说当时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时代。结果是知识的普及范围更加广阔，参加科举的考生几乎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政府能够自由地从这些考生中选拔优秀之人并组建官僚预备队。宋代建立起了三年一次举行科举考试的制度，一次大概录取三百名进士，平均估算下来，一年会出现一百名拥有担任高级官员资格的人。因此朝廷的重要职位大都被进士所占据，不会再像唐代那样发生进士与非进士之间的异己者对抗了。
其次，宋代科举相较于唐代有所改良的方面，可以举出殿试成立这一点。在唐代，科举各阶段的考试全部被委托给官府。不过，因为考试是按照天子命令实施，所以并没有被天子所轻视。比如则天武后那样的女性天子，为了收买人心，也有亲自举行考试的情况。但是从当时的舆论来看，对此的评价非常不好，被说成是抢夺了官吏的职务。但实际问题是，如果将考试委托给官吏，无论如何考官都会与当时的中试者之间建立起义父和义子的紧密结合，危害政治公正的弊病很容易产生。于是宋朝的第一代天子太祖在以往被委托给礼部（相当于日本文部省）的贡举后面，又添加了由天子亲自举行的殿试。而且对于今后各官府举行的考试，考生都不得称考官为座主并自称门生，天子才是所有进士的座主，所有进士都是天子的门生，只有天子和进士之间才能建立义父、义子的关系，其他考官如果做义父，那便是侵害天子特权的恶行。换言之，天子如今已经成了由进士出身者所组成的大型政党党首。当然也并不是说派系的弊病就完全绝迹了，比如每当考试以后，考官与当时的中试者之间可能还会建立起师父与徒弟，或者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并形成派系。但这只不过是大家庭中的小派别，它们具有的凝聚力也微不足道，对于这种凝聚力，只要天子管控得当，就可以无视它的存在。
在从唐向宋的过渡期间，天子在政府机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天子已然不是隐居深宫、与二三大臣讨论最高政治方针这种游离于实际政务之外的存在，如今他成了独裁者，将重要官署全部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对行政的方方面面都做出指示。就连微不足道的人事细节，如果没有天子的批准，便无法付诸实施。就像扇子的枢轴，天子可以说是占据了中枢的位置，若是没有天子，中央政府的各个官署就会分崩离析。科举在最后的殿试时，被纳入了天子的直接权力之下，而这实际上也是与上述其他行政机构的职能变化平行发生的，可以说这是天子独裁权得到强化的大趋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科举是伴随上述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于其必然性的要求而产生的，然后科举本身也随着这种要求一路发展而来。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前后，科举发挥出了它最大限度的效能。先是唐代的天子为了抑制贵族势力，如今宋代初年的天子又为了确立独裁体制，所以都非常迫切地需要进士出身的青年政治家的协助。因此据说在宋初，进士出身者的官位升迁非常迅速，特别是殿试第一名的状元，不到十年就登上相位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制度都是有成败兴衰的，这和个人的一生没有区别。最开始的时候，政府中缺额很多，但能够任职的人员却不够。于是天子积极举行科举，大批录取进士，可是不久以后进士的人数变得过多，应当分派的职务却越来越少。事到如今，如果不减少进士中试者的人数，还是按照以往的习惯来录取进士的话，进士就会越来越难于就职，科举对于政府来说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
这样一来，政府一方也不得不对科举制度加以重新考虑。当时正好处在北宋中叶的神宗时代，也就是王安石成为宰相的前后。王安石认为对于任用官吏，单单通过举行考试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更为优秀的人才，为此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开展教育活动，所以他着手建设新的学校，这在当时而言是非常先进的想法。当此时期，京城建立起了宏伟的国立大学，有公共宿舍八十间，每间收容学生三十名，合计收容二千四百名，学生们在此完成学业，这样的事实十分令人惊叹。
即使北宋灭亡以后，这种学校制度也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南宋所继承，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和科举出身者以相同资格步入宦途。在王安石的想法中，他似乎希望最终能够废除科举，只从太学的毕业生中选拔官吏。虽然这个理想没能实现，但在科举制度之外平行地实行学校制度这件事说明了宋代社会的先进性。
如上所述，虽然专门制定了学校制度，但学校制度并没有能够超过科举制度并完全取而代之，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由于经济上的问题。教育原本就是耗费金钱的事业。到了南宋，太学在规模上相比北宋一直在缩小。政府往往不希望给教育这种不能立竿见影的事业投入资金。
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反而一直在退步。明清时期，中央有太学，地方有府学、县学，但都徒有其名，并不进行实际的教育活动。学校制度反而被纳入了科举制度之中，实际情况是学校试被用来当作科举的预备考试。所以可以说学校在事实上消亡，选用官吏的途径返回到了只有科举的状态。科举虽然也不是不需要金钱，但与学校教育相比，还是要廉价得多。这种极其得过且过（easygoing）的政治把在北宋时期好不容易萌芽的学校教育制度搞垮了。
然而即使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也发挥了相应的功效，这都是在两朝的开国初期。明朝和清朝，一个是汉人的王朝，另一个是满人的王朝，但是在靠武力取得天下这一点上却别无二致。但在获取天下之时，就不能只用武力来统治天下，因此势必要借助文官之手。在这种时候，朝廷对人才的寻找就变得非常迫切，科举中也把形式置之度外，实质性地录用人才，故而在以优异成绩科举及第的人中走出了出色的政治家。以清朝而言，大概到乾隆时代为止都可以说是科举的黄金时代吧。
但是到了之后的时代，由于朝廷拥有着取之不尽的官僚预备队，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新人了，只不过是在按照以往的惯例举行科举。以这种立场施行科举的话，来应考的举子就都成了猎取官职的人群，如同是聚集在砂糖上的蚂蚁一般。事实上，考生一方也因为长久的太平而普遍提升了学问，成绩难分伯仲，所以考官一方难于取舍。于是在考试方看来，比起如何选拔人才，反而越发需要考虑如何淘汰多数人的方法，便想出了各种各样繁琐的形式，最终抹杀了科举的真正精神。清朝末年的状况最为严重，这是因为科举的制度已然落后于时代，而且朝廷只是谋求通过单纯的技术性改良来解决官场的颓废风气。所以在讨论科举制度得失的时候，只观察某一时代并得出结论的做法是有失公正的。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不管怎么说都必须承认在某些时期科举是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