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时期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自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6世纪初，曾分别作为东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王朝的王都和国都，累计做为都城长达600年，是中国古代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由于为都时间较长，在这个城址周围也遗留下来很多朝代的帝王陵墓，它们分别分布在都城内、都城周围的平缓台地上、都城外围的高大山峰附近。
在不同时代，这些陵墓具有不同的特点，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种是原来地面上有封土的帝王陵墓，分别为东汉和北魏时期的帝陵。这些帝陵由于历代盗掘破坏，保存状况较差，有些地面上尚保存有封土，有些封土则被破坏无存。第二种是原来地面上就没有封土，即不封不树的帝陵，主要为曹魏和西晋时期帝陵。其陵墓多因山为名，如曹魏文帝的首阳陵，即以汉魏洛阳故城东北部的首阳山为名；魏明帝的高平陵，则以故城南面大石山阴又高又平的隆起之地为名；晋文帝崇阳陵和晋武帝峻阳陵，也均选在故城东北部邙山上较为显赫的山峰为陵墓的背山。第三种是现地面上已没有封土，原来是否有封土也不清楚，主要是位于汉魏洛阳城内东北角金村附近的东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王陵。上述三类帝王陵墓，均由于史籍资料较少记载，而且陵墓封土或保存较差，或地面没有标识，以往对各个帝王陵墓的具体归属均无法对应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结合文献和出土墓志资料，一些帝陵位置得到初步认定。如晋文帝崇阳陵和晋武帝峻阳陵区的考察发现，使学者们对西晋帝陵的形制结构与选址分布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北魏宣武帝景陵和孝文帝长陵等陵墓的考察发掘，则较为完整地掌握了迁洛后北魏帝陵的规制和布局情况；而最难寻找的曹魏帝陵，则随着曹操高陵、曹休墓、魏明帝高平陵西侧大墓的分别发现，也获得了重要进展。
至于东汉帝陵，以往虽然有学者做过较多研究，但由于资料不系统，证据链不充分，相关问题并未能真正解决。近年随着东汉北兆域和南兆域帝陵区相关墓冢的考古勘探与陵寝建筑遗址的大面积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东汉帝陵规模、形制结构与分布方面的资料。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东汉各个帝陵的具体定位和归属重新做一番辨析与研究推定，为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做些有益的尝试。
一、东汉帝陵的史料与分布概况
据文献记载，东汉即位有14个皇帝，分别是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公元25年—57年）、显宗孝明皇帝刘庄（公元57年—75年）、肃宗孝章皇帝刘炟（公元75年—88年）、穆宗孝和皇帝刘肇（公元88年—105年）、孝殇皇帝刘隆（105年—106年）、恭宗孝安皇帝刘祜（106年—125年）、北乡侯刘懿（125年）、敬宗孝顺皇帝刘保（125年—144年）、孝冲皇帝刘炳（144年—145年）、孝质皇帝刘缵（145年—146年）、威宗孝桓皇帝刘志（146年—167年）、孝灵皇帝刘宏（168年—189年）、弘农怀王刘辩（189年）、孝献皇帝刘协（189年—220年）。上述14个皇帝，其中献帝的禅陵不在洛阳，北乡侯刘懿早卒陵墓不详，少帝刘辩被董卓所废未建陵，其余11座帝陵应该都在洛阳附近。
关于东汉帝陵的位置与方位，史籍资料主要是《帝王世纪》和《古今注》等有一些记载，对11座帝陵的相对位置与方位有大概的记述。但由于记载较为简略，加上后代的以讹传讹现象，上述陵墓的具体定位与归属均无法认定。如光武帝原陵就被认为是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县会盟镇铁谢村的黄河岸边，至今不仅未经证实，而且学者们也多不采信。
根据《帝王世纪》记载，光武帝原陵“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洛阳十五里”。明帝显节陵在“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章帝敬陵“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在洛阳东南，去洛阳四十一里”。殇帝康陵“去洛阳四十八里”（另有记载说康陵是在慎陵茔地中）。安帝恭陵“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顺帝宪陵“在洛阳西北，去洛阳十五里”。冲帝怀陵“西北去洛阳十五里”。质帝静陵“在洛阳东，去洛阳三十二里”。桓帝宣陵“在洛阳东南，去洛阳三十里”。灵帝文陵“在洛阳西北二十里”。
由上述记载，可以基本获知在东汉洛阳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东汉洛阳城东南方向有6座帝陵，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由此可见，东汉帝陵在洛阳城的西北和东南也分为两个陵区，即俗称的北兆域和南兆域陵区。（图一）至于距离洛阳城里数的真实性如何，显然需要更多考察验证和辨别。
图一东汉洛阳帝陵分布示意图
二、东汉北兆域帝陵的考察与归属推定
近年来，对邙山上北兆域东汉陵区的考古勘察有较大收获，获得了大量相关勘探和发掘资料，为东汉帝陵具体归属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考察除了对邙山上地面仍残存封土的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等大型墓冢勘探和编号以外，在大汉冢以东、朱家仓村西侧，又发现2座地面已无遗迹的大型墓葬及陵寝建筑遗址，简称为朱仓大冢和朱仓升子冢。（图二）
图二东汉北兆域帝陵位置分布与推定图
上述6座墓葬原有封土均较为巨大，封土平面均为圆形，大汉冢（M066）封土直径约156米，距东汉洛阳城北宫主殿约6.2公里；二汉冢（M561）封土直径150米，距北宫主殿约5.2公里；三汉冢（M560）封土直径84米，距北宫主殿4.8公里；刘家井大冢（M067）封土直径130米，距北宫主殿约7.1公里；朱仓大冢（M722）封土直径136米，朱仓升子冢（M707）封土直径86米，二者均距北宫主殿5.2公里。其中大汉冢、二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大冢和朱仓升子冢，这5座墓葬形制为特大型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砖石墓，是邙山地区最大的东汉墓葬，应为东汉的帝陵墓葬；三汉冢墓葬形制为明券双横室墓，墓葬规格虽低于前面5座，但也在帝陵区内显赫位置，即大汉冢和二汉冢向南延伸的轴线上，推测也是一座减制帝陵。
根据记载，北兆域的5座帝陵皆位于洛阳城西北方向，原陵、恭陵、宪陵和怀陵均相距洛阳城15里，文陵相距20里。现孟津县会盟镇铁谢村黄河岸边后代所称的刘秀坟，在东汉洛阳城西北方向13公里，即汉代约30里，基本排除了其是原陵的可能。考察推测是帝陵的5座陵墓中，距离东汉洛阳城最远的是刘家井大冢，相距7.1公里，与文陵记载的汉代20里最为接近。另以往已有学者根据刘家井大冢附近发现的黄肠石刻铭中有“建宁”“熹平”年号，判定其为灵帝文陵，故刘家井大冢可基本确定是文陵。而其余大汉冢、二汉冢、朱仓大冢、朱仓升子冢分别距离北宫主殿5.2～6.2公里，则与其余4座帝陵皆在洛阳城西北15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其中的朱仓升子冢，虽然墓室形制是帝陵级别，但墓冢规模较小，且与朱仓大冢距离较近，系两座陵墓安排在同一座陵园之内，做法较为特殊。这一现象有学者结合记载做了合理解释，其根据《后汉书·李固传》记载：“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茔内。’”表明是将年龄幼小的冲帝陵墓（怀陵），修建在了其父皇顺帝宪陵的茔域内。冲帝怀陵作为减制帝陵安排在宪陵陵园中，符合记载和冲帝即位时间较短的状况。据此，基本判定朱仓大冢和朱仓升子冢分别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如此，剩下的大汉冢和二汉冢则应该分别就是原陵和恭陵了。
根据《古今注》和《帝王世纪》记载，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合今149.98米；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合今120.73米；宪陵“山方三百步”，合今139.3米；怀陵“山方百八十三步”，合今84.97米；文陵“山方三百步”，合今139.3米。其中原陵是北兆域最大墓冢，邙山东汉帝陵区中唯有大汉冢与之相符，不仅封土规模最大，而且位置也最为显赫，其在北兆域陵墓群中坐西朝东，其余帝陵呈半圆状围绕在南、东、北三面。另在大汉冢考察，在封土附近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群，采集的汉代碑刻上有“汉室中兴”的字样。原陵为东汉的祖陵，构建有宏大的陵冢和陵园寝庙建筑乃情理之中，因此大汉冢非光武帝原陵莫属。如此，位于大汉冢南面的二汉冢则应是安帝恭陵无疑了。安帝与殇帝是同辈，而且是以章帝之孙承继殇帝帝位，故无法延续南兆域明、章、和、殇四帝父子相传有序排列的帝陵排位，只能在北兆域原陵南面另辟陵址。对邙山五座帝陵如此定位之后，各陵墓封土的实测尺度与记载的山陵规模，基本能够对应一致。
至于三汉冢，是一座减制帝陵，应是某位执政较短的少帝陵墓。其位于安帝恭陵南面，最有可能就是承继安帝帝位、且与安帝同辈的旁系短命少帝刘懿的陵墓。而之后承继帝位的安帝儿子顺帝的宪陵和安帝孙子冲帝的怀陵，自然应该依次排序在安帝恭陵的东面，显示了以西为尊的规制和父子传承关系。文陵位于原陵北面，则与灵帝做为旁系承继桓帝帝位的身份有关，由于桓帝宣陵在南兆域，灵帝在北兆域另辟陵区也是遵从制度的选择。
关于现黄河边铁谢村所谓的刘秀坟，正如有些学者的推测，则有可能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行幸河阴并建造的祭地方泽坛有关。但根据《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祠碑》和明清时期的碑刻，最迟到宋初已被误认为是“刘秀坟”了。
三、东汉南兆域帝陵的考察与归属推定
南兆域东汉陵区位于东汉洛阳城南面伊河南岸万安山北麓的台地上，记载有明帝显节陵等六座帝陵，主要分布在今洛阳市洛龙区寇店镇至高龙镇一带。近年对南兆域的考察也获得重要收获，对诸帝陵和陪葬墓的分布和基本情况有了细致了解。
2006年—2010年在庞村镇白草坡村东北，配合建设工程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帝陵陵园遗址。发现大型夷平墓冢1座，封土平面为圆形，直径125米。墓冢东北有一处外围构筑夯土垣墙的陵寝建筑遗址群，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30米。该墓冢与陵寝建筑遗址的位置关系和形制结构，都与邙山已知东汉帝陵相似，表明应是一处带有大型陵寝建筑的帝陵遗址。
2008年在南兆域东汉帝陵区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发现东汉墓冢164座，现存有墓冢封土的41座，可分为帝陵核心区、西侧陪葬墓区、东南陪葬墓区、东北陪葬墓区几部分。在帝陵核心区勘探发现特大型封土墓7座，加上之前发现的白草坡大墓，共计8座特大型墓葬（图三），分别为：白草坡村东北M1030，封土直径125米；白60草坡村南M1038，封土直径130米；李家村东M1048，封土直径185米；姬家桥新村南M1052，封土直径140米；郭家岭村西南M1054，封土直径150米；西干村西M1055，封土直径100米；寇店村东M1071，封土直径130米；宁村北M1079，封土直径100米。上述墓葬封土直径均超过100米，其中M1030、M1038、M1048、M1052、M1054，不仅封土规模均超过125米，而且墓道也都较宽，均达到9～10米，为南兆域陵区最大的墓葬，应属于帝陵级别。另有M1055、M1071、M1079，较上述墓冢级别略低，但也远高于一般封土墓，也应属于帝陵或后陵级别的墓冢。
图三东汉南兆域帝陵位置分布与推定图
另在帝陵核心区东北方向，即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东北2.5公里、高龙镇阎楼村西0.5公里处，发现一座帝陵陪葬墓园遗址。陵园南北长455米，东西宽340米，外围围合环沟，内有7座大中型封土墓，封土直径一般28～65米，皆属于大中型墓葬，其中的M1108封土直径达68米，陵园内东南部还发现大范围的建筑堆积。该墓园北部另有数座大中型墓冢，M1129封土直径也达68米。这些墓冢规模虽然不大，但布置较为紧凑，当也是一处规制和身份均较为特殊的帝陵与陪葬墓群。
上述帝陵核心区发现的特大型墓冢中，M1030、M1038、M1052、M1054、M1079基本呈西北至东南一条直线排列，显示了其具有的特殊地位，它们分别距离东汉洛阳城北宫主殿约12.4公里、14.3公里、15.3公里、16公里、17.9公里，应具有一定的排序和继承关系。
前面根据记载罗列了南兆域六座帝陵与东汉洛阳城的距离，其中最近的两座帝陵分别是桓帝宣陵和质帝静陵，分别在洛阳城东南30里和32里。如此，实地距东汉洛阳城最近的白草坡M1030最有可能是桓帝宣陵，桓帝虽然承继的是质帝皇位，但其辈分长于质帝，故其陵墓较质帝静陵更靠近西侧的南兆域主陵显节陵，合乎情理。记载质帝静陵仅比宣陵远2里，即32里，但实地考察M1030南面最近的M1038相距也达1900米，大大超过汉代4里，M1038显然不可能是静陵。另据记载，宣陵在洛阳东南30里，静陵在洛阳东面32里，二者方位似有区别，故应考虑在宣陵东面寻找静陵。根据《古今注》对东汉帝陵山方的记载，一般皇帝山陵都在300步左右，即合今约130米；但也有一些特殊帝陵规模略小，如即位不足一年的质帝静陵山方仅136步，合今约65～70米。考虑到质帝是以旁系身份继承冲帝的帝位，故其山陵改到南兆域重新择地，而其即位时间又较短，符合其陵墓规模较小的状况。据此推测，在帝陵核心区东北陪葬墓区发现的封土直径68米的大型墓葬M1108或M1129，或许与静陵有关。其位于宣陵的东面，距离北宫主殿也约12.4公里，符合记载的方位、距离和山陵规模。
静陵和宣陵推测定位之后，南兆域剩余的4座帝陵就只有明帝、章帝、和帝和殇帝了。这四位皇帝均为子承父位的直系嫡亲继承关系，而且是最早在南兆域建造陵墓的4座帝陵，记载距洛阳城分别为37里、39里、41里和48里，显然应具有较为明显的排位继承和有序间隔关系。根据上述间隔距离，南兆域在位置排序上呈西北到东南一条直线的M1038、M1052、M1054、M1079四座特大型墓葬，最有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的墓冢，4座墓冢间距分别为980米、800米、1900米，和记载的4座帝陵的间隔距离较为接近。但也如有些学者所做的分析，这一排序仍无法解释康陵在慎陵的“庚位”（西）埋葬的记载。上述四座帝陵西侧还有三座特大型陵墓，即M1048、M1055、M1071，规模大小不一，且均位于主要帝陵西侧，极有可能是那些追尊皇后或皇太后身份的皇帝生母的后陵或太后陵。这些后陵身份极为特殊，其中的M1048封土规模甚至超过帝陵，这都是需要以后进一步考察和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