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医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其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各种因素，更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军医及军医制度是军队战斗力得以恢复和延续的重要保证。
古代战争旷日持久，大规模的战斗减员和随时发生的疾病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人是战争的主体，人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军队的战斗力强弱。古代早就认识到士卒健康与战事结果的密切联系，因此注重士卒健康和伤病士卒的抚恤、救护，围绕伤病士卒的救护实施了一系列医疗保障措施，为保障战争的胜利、鼓舞士气、赢得军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医制度的起源
军医制度是为军队和战争服务，伴随军队和战争的产生而产生的。虽然目前的史料对奴隶社会的军事医学活动记载很少，但是我们从周代官方的医生分类中，可以寻找到最早的军医源头。周代的官方医生分为四种，其中的"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疡"即"伤"，"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他的治疗方向是创伤、骨折伤，以及由损伤引起的肿疡或溃疡。这些伤势多源于战伤，所以周代的疡医可以看作是古代最早的军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的战争十分频繁。为了战争的胜利，很多君主都很重视士兵的健康，"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予其医药，给其麋粥，与之同食"。作战时常将重伤士兵安置在专门的房舍中进行疗养，并派人照料，每日赐予酒2升，肉2斤给伤员补充营养。伤员病愈后，主治的医生要及时造册上报，让其归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所著的《司马法·仁本篇》中就说过："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也就是说，如果医护人员不尽职责治疗，贻误伤病员的治疗，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西汉时期，驻守边疆的边防军中也设置有军医。出土的居延竹简中，多次提到了边防军中的军府医、医吏、医卒等军事医疗机构和人员，在居延烽燧中也发现了不少与军医有关的遗物，证明汉代的军医已初具医院的雏形，军医的工作也已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分工。
明确记载的军医机构始于唐初所设的"天策上将府"，主持医药事务的官员为功曹及参军事。《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太宗平洛阳后，又置天策上将府官员。功曹、参军事二人，掌官员假使、仪式、医药、选举、考课、禄恤、铺设等事"。从这时开始，中央的医疗机构太医署也开始承担部分军队医疗工作，如唐肃宗时，"凤翔军中疾患，难得医药"，唐肃宗令太医署选差医生赶赴军中诊治，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负责。这些赴军中诊治军士的太医署医生被称为"军医"，这也是"军医"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之中。
到了宋朝，驻屯军与边防的军都有太医局指派的驻泊医官，自宋太祖"建隆以来，边境屯帅，多遣医官、医学随行，三年一代"。北宋末年，设立了地方性质的军医院———"医药院"，收容在对抗金兵时负伤的伤病员。这是军医制度方面的一个创举，以宋代设立军事"医药院"为分水岭，古代军事医疗开始从一般医事中分离出来，逐步走向专业化。
航海军医的出现，是明代军事医学发展的一件大事。在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和陈友谅的过程中，在对抗沿海倭寇的滋扰中，在郑和下西洋的大手笔中，催生了航海军医诞生。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27670名随行人员中，医官、医士占到了180名，平均每只船平有医官医士3人，与船员的比例大致保持在1：150左右。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军医制度发展的顶峰时期，政府规定了较为明确的士兵和医生之间的比例，这是军医制度的又一大发展。
军医治病的具体规定
战争是残酷的。从原始的石质武器到青铜武器，再发展到铁质武器，最后出现火器，使得军人在战场上受伤的概率越来越大，受伤的种类也逐渐增多，医疗手段趋向多样化，对于医疗的要求也逐步提升，医疗过程的操作、医疗后果、患者治愈数都做了进一步规定。
1.对伤病士卒的施救
开辟专门场所安置伤病者、及时派遣医官救治、派出专人照料、提供粮药补给是救治战场伤员的四大要素，这一切在唐宋之后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制度。《宋律》便有过规定："一军前若有病患军人，随令高手医工对证用药看治，各奕选差好人服侍。仍仰本奕额设贡领官，不妨本职，专一司病，看治病军，将养复元，方许轮番当差使，逐施具数开本奕，若考校时，验病死军人多寡，定夺司病官责罚施行。"
战争中，除了向一线派遣军医开展战场救治外，当出现大规模伤病时，还运用国家医疗资源，派遣太医局太医担任军队中的医疗工作，并对救治工作登记造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古代军医在伤兵士卒救治方面的成就。
2.伤病士卒的运送
古代对伤病士卒的运转，包括运转伤员的工具，伤病员的护理，旅费、粮食等的发放都有详细的规定。《汉书》记载："令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也就是说，战士受伤后，用辇和车将他们从前线运送到后方治疗。这些抢救下来的伤员，视其情况决定是随营医治还是交由当地政府医疗。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检伤分类"和"阶梯治疗"的措施。
3.军医的训练
由于军队医生数量总体有限，所以不少将领在卫所中设立医学部门，培养军医解决部队医疗问题。他们多把通医术的普通医生或者有志于军医的人员，集中起来培养成为军队服务的医生。具体做法是选拔民间精通医术之人或者军队中的老军医，采取帮带形式，互相帮学，逐步培养出军事医疗人才，形成战争时后方的强有力保障机构。
4.军队防疫工作
疾疫对于人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战争中军人们风餐露宿，或者受伤感染，很容易发生各种疾疫，这是战争的通病。
宋代在疫病流行或战时，由太医院配发时症药物及战救药品，如痧药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及如意拔毒散等药物到战士手中。在疾疫大流行时，朝廷也派员往军中施药。如永乐九年陕西军中大疫，明朝便责令陕西布政司拨医调治；嘉靖廿四年，大同军中大疫，嘉靖便命锦衣卫千户会同太医，到宣府、大同、山西等边关卫所，施药解救。
行军过程中如果遇到士兵患病死亡的情况，一般都会由"本队伍掘墓瘗之，仍立标记。哨将率头目，以随带饮食奠之"，防止疫病扩散。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来取回。
5.战伤抢救规定
"军不可一日无帅"。将帅对战争胜负所起的作用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战场受伤后，可以享受特殊的医疗救护待遇。根据《东华录》的记载，清朝一般高级将领负伤或患病时，如军情紧急或病势较轻，则派御医或医官前往，令其在营调治，或至附近城市与省城就医，籍资坐镇；如病情严重，则给假返里，或回京调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士兵在战斗中出现伤亡，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够依靠士兵之间相互救治。因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手无缚鸡之力的医生冲到阵前抢救伤员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实际上古代有很多战场上的重伤员因失去抢救时机而死于战场，能抢救下来的大多是轻伤员。因此《练兵实纪》曾规定"阵上血战之时，遇有我兵战伤，就听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伤，你只管向前杀去，杀了贼便可收拾调理"。
明代的军医制度
明代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军医制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进步。以明代为模板，可以更好的认识古代的军医制度，并加以借鉴。
明代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军队主要有京军和地方卫所军。明代京军的数量十分庞大，一般维持在二十万以上。京军中的医官、医士均由太医院派遣，根据洪武四年的统计，京师三大营的兵士为二十万，配备的军医只有12人，平均每17300人才有１名医官。京军中军医和士兵的比例很小的原因是，京军距离太医院并不远，医疗资源比较充足，不用大量配置固定名额的军医。
明代的地方军队主要是卫所军。明成祖时，有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卫四百九十三，独立的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按编制计算，卫所军在满员情况下大约保持在二百六七十万左右。
《明史》记载："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太医院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按照史料记载，明代卫所军中，每五千名军人中只有医士一至三名，这个数量是极其不够的。因此明朝史料中，卫所军中患病但无医生治疗，请求太医院派遣医士携带药物前往治疗的记载比比皆是。这也是正统十年五月，延安卫所军士数万人患病后，因无医无药，只能坐以待毙的原因。
明代士兵患病采取的是逐级申报制度，"凡军士有疾病，同夥房即报本管队总；队总报旗总；同到歇处验过，即报百总"。为了不延误最佳救治时间，百总可以不用上报"该管把总"和"千总"，而直接上报主将。并且在报备的过程中，"不论大小衙门，启闭冗暇，即时投入。如有把门人阻拦，及将官施行迟误者，罪坐所由。报病迟过一日者，罪在报迟之官；若因迟报致病兵身者，究其迟误之人以军法。"
明朝的士兵在战斗中受伤后，军医会根据受伤情况进行等级评定，区别治疗。凡弓箭伤系致命处或者被中三箭以上为一等，伤在手足间为二等，再轻者为三等，再轻者四等。这可能是中国军史上最早的战伤等级评定标准。
士兵如果因为负伤或者残疾失去了继续从军资格的，可以以残疾退伍。相比唐宋之前那些残疾士兵回乡后生活无着的窘境，明朝在这方面还是有点人道主义精神的。明太祖不但设立近似兵站医院的"安乐堂"，作为残疾士兵的憩息疗养之所，还曾下诏："军士战斗伤残，难备行伍，可于宫墙外造舍以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专门建造营房以居住残废伤兵，由国家给粮赡养，给了他们一个归宿。当然，明代中后期由于官僚腐朽，办理不善，这项措施大多有名无实，这显然不是朱元璋的初衷了。
一支成功的军队必然有一套健全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古代凡能重视军事医疗事业的统治者，都能比较关注士卒健康状况，让将士们受到尽可能的关怀，增长军队士气，才会在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运用国家行为，设置专门机构，聚拢伤病残军人到各个养济院集中调养，都表明了朝廷的政策和姿态，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政府对伤残士兵的关怀，也是统治阶级稳定军心、凝结民心的重要举措。对伤残士兵的关怀是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对于当今提高军队卫勤保障能力仍具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