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汉民族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中国人亦自称为龙的传人。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龙这种生物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实体，仅见于神话传说中。
那么既然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会成为华夏先民的共同图腾，甚至升华为皇权的象征呢？
闻一多先生曾提出著名的图腾猜想，即：上古时期每一个氏族部落都有各自所崇拜的图腾，而蛇图腾部落在兼并其它部落后，就会同时同化弱小部落的图腾，最终形成了蛇身、兽肢、鹰爪、鱼鳞、鹿角的中国龙形象。
“综合图腾”的说法流传甚广，并一度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不可否认，蛇在古代被视为有魔力的动物，三皇之一的伏羲、四川的三星堆文明，都与蛇崇拜有着某种渊源。
但是，龙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并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支持。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既有鱼蛙，又有鹿鸟，甚至还有花朵和太阳，这种芜杂的现象表明，仰韶文化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势的“蛇”图腾文化族群。
在上古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中，东夷的少皞氏以鸟名命官职，同样出身东夷的商王朝也留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商朝的青铜器上多以兽面纹为主，未见有龙形。蚩尤为首的苗蛮集团则以牛、鸟为图腾，依然未见有龙。
唯独华夏集团的黄帝与龙合符。
黄帝大将名叫应龙，黄帝死后“乘龙飞天”，诸如此类。如果我们拿黄帝击败炎帝和蚩尤成为天下共主这一文献记载去比对考古学文化类型，那么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全面取代以红陶为特色的仰韶文化，无疑暗合了这一改朝换代事件。
换言之，炎黄蚩尤所生活的时代，对应的是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类型。但这就会带来另一个疑问，龙的产生要早于黄帝的生存年代。
在河南濮阳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编号M45的墓主随葬有用蚌壳摆出的龙虎图案，经碳十四和树轮校正，墓葬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后，龙爪为前五后四，证实该墓中的龙原型为扬子鳄。
而距今5300年左右的内蒙古红山文化发现的C形龙玉器，跟商朝甲骨文中的龙极为相似，卷曲无足，与汉代以后的玉龙呈现出明显的继承关系。
这两处考古发现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在华夏集团尚未形成之前，龙的形象就已经出现，而当时的中华文明还处于满天星斗的初始阶段，并未形成一个众星拱月的天下共主（黄帝部落），那么龙是由蛇部落兼并不同部落图腾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二，红山文化发现的C形玉龙和濮阳仰韶文化蚌壳龙的原型不同，后者已被证实为扬子鳄，而前者原型跟扬子鳄无关，从形状上来说，C形玉龙更像弯曲的闪电或者人类胚胎。
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图案花纹就是先民的图腾，同属龙山文化时期的山西陶寺遗址（尧都）的代表性陶器绘有蟠龙，而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陶器上却乌黑没有任何图案。此外，被认为以鸟为图腾的商朝，其青铜器上却很少见到有鸟纹。
所以，把陶器上的图案等同于部落图腾，属于认识上的误区。
龙的产生和演变，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极为相似，即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氏族部落，出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诞生了原始的祭祀礼器，如上文提到的C形玉龙（其实是闪电或胚胎），濮阳蚌壳龙（其实是扬子鳄）、陶寺遗址的蟠龙（其实是蛇），此外还有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管等等。
这些被视作“中华龙”前身的不同样貌的龙，对于当时实际使用这些器物的部落来说，是不是称之为“龙”还要打上一个疑问号。只不过中华文明在多元归一，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之后，后人回过头来再去审视这些早期的礼器，就会试图把原本天差地别的蛇、扬子鳄、野兽图案统一归拢为龙的雏形（虽然蛇和扬子鳄差别极大）。
而时间节点，刚好就是战国向秦汉大一统过渡的阶段。
事实上，秦汉时期既是统一的汉民族形成时期，也是龙形的定型时期，这充分说明，自称龙的传人，是中国人对大一统文化的向心力表现。虽然从分子人类学角度讲，即使同属汉族的群体，也会存在单倍群差异而被划分为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但这丝毫不影响对共同祖先和共同文化的高度认同。
所以，秦汉时期定型的龙，可以被所有华夏子民所使用和继承。但随着封建皇权的加强，大约在唐宋以后，龙被帝王所独占而成为皇帝的象征，普通人再无权力自称“龙子龙孙”。直到皇权瓦解后，龙才重新回到大众化视域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