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陶文数量较大，种类较多，在各地的汉代建筑及其墓葬等处均有发现。主要类型有瓦当、文字砖、陶器书铭、刑徒砖铭、砖志等。
瓦当出现时间较早，西周时期就已经出土，西汉时期开始在瓦当上大量出现丰富多样的文字。目前所见的汉代瓦当标本，主要出土于陕西关中地区。此外在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甘肃、青海、河北、辽宁、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也都有过汉代瓦当的出土发现。
汉代瓦当文字以圆形瓦当为主，一般围绕圆心，将瓦当平面用线纹分割成几部分，每部分中刻一字。文字以篆书为主，读法有顺序旋转与交叉等几种。最少的瓦当文字为每当一字，多的可以达到12字以上。
瓦当文字的内容主要有三种。一为标识宫殿、官署或陵寝等建筑的名称。如在陕西凤翔雍城出土的“蕲年宫当”、“橐泉宫当”，在陕西淳化甘泉宫遗址出土的“甘林”，陕西宝鸡火车站附近出土的“羽阳万岁”、“羽阳千秋”，陕西蓝田出土的“鼎胡延寿宫”，陕西咸阳长陵内出土的“长陵东当”、“长陵西神”，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出土的“右将”、“右空”、“都司空瓦”、“卫”、“宗正官当”、“左弋”、“上林”，陕西华阴县出土的“华仓”、“京师仓当”、“京师庚当等。这些瓦当每一种都是专供一个建筑使用的。它们可以与《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古文献记载相对照，充分证明汉代的宫殿官署建筑制度，并确认这些宫室的遗址所在。如根据“蕲年宫当”纠正了《史记集解》、《括地志》等文献记载的其在“岐州城西故城内”的误解，而是断定其在凤翔县长青乡孙家南头堡子壕遗址，最终确认该遗址。
第二种是私人庄宅及坟墓建筑上使用的瓦当。如“李”、“马氏殿当”、“杨氏”、“殷氏冢当”、“巨杨冢当”、“冢上大当”、“冢当万岁”、“冢上瑞鸟”、“瑞冢”等。
第三种是汉代十分流行的吉语文字。这类文字瓦当使用的时间很长，流行的也非常广泛。如“长乐未央”、“千秋万岁”、“长生无极”等文字瓦当在全国各处都有所发现。发现的种类以关中地区为最多，如“千秋万岁与天毋极”、“汉并天下”为西汉初年制作的瓦当；西汉中期以后，有“富贵延年”、“延年益寿”、“延年万岁”、“延寿长久”等。这些吉语文字瓦当，随着使用时间的早晚，瓦当与文字形体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读法也有所不同。如将有确切层位关系或有其他标准器协助断代后的文字瓦当加以认真排比，有助于汉代遗址的断代工作。
除汉代瓦当文字外，在出土的汉代板瓦、筒瓦、砖等建筑材料残件上还常发现有一些刻写或模印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属于标明制作者与制作日期的套语，部分是建筑本身的名称，以及少数吉语，如“永平八年七月廿日作”、“建初七年八月十三日曹叔文作千万岁署舍命史后子孙贵昌□□未央大吉”等。
在湖南长沙等地的东汉砖墓中，出土了不少铭文砖，文字以“长宜子孙”、“长乐未央”等吉语为多，也有模印年号的。在福建崇安、广西兴安等边远地区的汉代遗迹中，也曾发现有纪年铭文或其他文字的汉代砖瓦，说明在砖瓦上刻印文字的风习在汉代十分普及，甚至影响到边疆地区。它们反映了汉代砖瓦制造业的盛大规模和高度的技术水平。
汉代刑徒砖是汉代陶砖瓦当文字中的重要内容。早在清代就有学者收藏。20世纪50年代，河南偃师等地陆续出土，从而确定其为刑徒墓地所在。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洛阳西大郊发掘522座刑徒墓，出土刑徒砖铭820余件。一般在每座墓中放置两块砖铭，也有一块及放四五块的。放置两块以上的砖铭墓，除刻死者姓名砖外，还有刻其他人名的旧墓砖。刑徒砖铭的内容主要是标示死者。有的仅刻写死者姓名，有些在姓名前加刻“无任”或“五任”，有的加刻郡县名、刑名以及死亡日期，铭文最多的砖铭还刻有部属、狱名，并注明尸体在其下。此外，在砖铭中还有附记“勉刑”、“官不负”或注明第某、第某笼等内容的。与居延发现的汉代田卒名籍册的格式相比，可知砖墓的铭文大约是抄自刑徒的死亡登记簿。通过砖铭上记录的郡县名称和“少府若卢”狱名推断，这批刑徒来自郡县监狱，而不是刑徒原籍。
此外，在制作砖瓦与使用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生产者随意刻划的铭文与记录数量、位置等内容的铭文。其中以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出土的大量刻字砖为代表。这批文字砖为判断这批墓葬为东汉末年曹操宗族的墓群提供了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