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口就是财源、兵源，鼓励生育就是强国之策。尤其遇上乱世，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如何增加人口，就是老大难问题。
《三国志·郑浑传》记载了建安年间，百姓不愿生养的现状：“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生逢乱世，民风强悍轻浮，不重视生产养殖和财富积蓄，大多得过且过，只注重眼前短利，生了孩子也很难养活，所以很多人不愿生，甚至生了弃养。
古时候，政府会如何鼓励生育呢？曹魏王朗《劝育民省刑疏》概括得比较全面，“嫁娶以时”“胎养必全”“新生必复”。嫁娶以时，则是鼓励早婚早育，通过提升结婚率来提高生育率；胎养必全，则是政府奖励生育，辅助养育；新生必复，则是免除新生儿父母的赋税和力役，使父母能专心抚育孩子。
▲南宋佚名《百子嬉春图》局部
奖励生育重赏三孩
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奖励生育的措施。《周礼》在《地官·大司徒》篇提出，保养生息，养育万民，有六条措施，第一条就是“慈幼”。经学大师郑玄注解道：“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可见从西周开始，如果生三孩，国家会配给保姆或乳娘，如果是生二孩，国家会赠送口粮。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实施“九惠之教”。根据《管子·入国》记载，“慈幼”被列在第二条，“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也就是说，如果生三孩，可以免除母亲的赋役，生四孩全家免除赋役，生五孩，国家配给一名保姆，并提供两个人的口粮，直到孩子们生活能自理为止。
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的强国之策，很重要的一点也是鼓励生育。《国语·越语》记载，勾践被吴国打败后，与国人立下誓言：“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按照越国规定，孕妇分娩前要向政府报告，公家会派医生免费接生。如果是生了男孩，政府奖励两壶酒一条狗；如果生了女孩，政府会奖励两壶酒一头小猪；生三孩，政府配给保姆；生二孩，政府赠送口粮。
公元85年，东汉章帝发布《胎养令》，“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汉献帝初年，陈国相骆俊赈赡境内百姓，“人有产子，厚致米肉”。百姓生儿生女，很多都以“骆”为名，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
南朝宋文帝时，散骑常侍沈演之巡行吴郡，赈济灾民，“凡有生子者，日赐米一斗”。齐明帝在建武四年（497年）下诏：“民产子者……赐米十斛。”梁武帝时，任昉在宜兴“禁民产子不举，有孕者辄助其资金。”北朝也有陈规旧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曾补助正月以来产子的妇人粟一斛。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诏令，怀孕的妇人每人赐给胎养谷三斛。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颁布《胎养助产令》，禁止贫民生子不养，如果确实有养不起的，政府“给钱养之”，另外还每人派发“免役宽剩钱”四千。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规定：乡村之人，无问贫富，怀孕五月可以上报，有专职的县丞负责登记注册，“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已下给义仓米一斛”。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在全国范围内，给贫困孕妇家的补助标准提高，“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
▲南宋佚名《秋庭婴戏图》
元明清三代，对生养三胞胎的家庭都有奖励和相关配套优惠政策。
明洪武七年（1374年）三月，应天府上元县民史广的妻子李氏一产三男，“给赐钱六千，俾求乳母养之”。五月，嘉兴县民李甲的妻子一产三男，同样赐给钱米，配给乳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河南王狗儿的妻子周氏一产三男，“给赐钞十锭，米五石”，成为定制。此后永乐元年、宣德三年、成化十三年，各地出现的一产三男，或者二男一女，官方都“宜循旧例”，“如例”赐给钱米。依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康熙二年（1662年）有诏令：“凡一产三男，或男女并产……准给米五石、布十匹。”畜牧民族地区，则等价折算成马牛羊等牲畜，“各蒙古之家，有一产三男俱存者，赏九羊”。
完善配套优惠政策
古代除了直接奖励生育，政府也会完善养育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如设立专门的育婴机构，免除母亲、父亲或整个家庭的赋役。
人口，国之大事，我国很早就设立有育婴机构，专门负责计生“掌幼”“掌孤”工作。《周礼》中有负责“慈幼”的职官，《管子》称，“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说明在春秋时期，诸侯国都设立有掌幼官、掌孤官。秦汉时期，这些职能逐渐合并为州县长官的职责。宋代有官办慈幼局，如果百姓领养孩子，官方会赠送钱粮或配给保姆、乳娘。此后各朝都有慈幼局、育婴堂等机构。
作为鼓励生育的重要配套政策，还有免除赋税和力役。如上面提到的管仲相齐时的措施，生三孩母亲免除赋役，生四孩全家免除赋役。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两岁”，则生了儿子，父亲可以免除两年役使。汉章帝《胎养令》规定，生了儿子，可以免除母亲三年赋役，并免除父亲一年赋役。此后南朝、唐、宋历代沿袭汉朝旧制，都有类似政策。
▲元佚名《同胞一气图》局部
元代还专门设立有免除生育三胞男胎父母差役的规定。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邓州军户张二的妻子一产生了三男，政府免除了她三年杂役。据《元典章》“一产三男免役”条规定，“今后一产三男者，令本处酌量减免差役”。1273年八月，宝鸡县刘铁的妻子生了三胞胎，根据规定也免除三年赋役。1297年五月，遂宁州军户任福的妻子一产三男，1298年，高邮府宝应县民孙奕的妻子朱氏一产三男，都按此前规定，免除了三年赋役。
调整性别比降低婚龄
降低婚育年龄，调整男女比例，也是增加人口的措施之一。
如《礼记》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加上王后121人。汉代《独断》记载，夏商周三代，“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嫔。诸侯一娶九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这种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严重占用社会资源，一定程度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调，宫内宫外男女多怨旷之声。针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管仲曾在齐国削减齐桓公的后宫人数，此后历代都有释放后宫的案例。勾践则通过“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来平衡适婚男女性别。
降低婚龄，甚至强制早婚，也能协调性别比例，提升生育率。西周时一度有晚婚的制度，《周礼·地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春秋时代，齐国规定婚嫁年龄为男20岁、女15岁，越国适婚年龄是男子20岁、女子17岁，还有一些朝代将女子适婚年龄降低到13岁，如唐朝男15岁、女13岁可以婚嫁，宋仁宗朝同样规定男子15岁、女子13岁可以婚嫁，明清时期男16岁、女14岁可以嫁娶。
▲北宋苏汉臣《端午婴戏图》局部
提倡再婚惩罚不婚
虽然我们的印象中，古代有“一女不侍二夫”“从一而终”的说法，但是在现实面前，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那么严格的礼教。春秋时期，政府还会主动做媒“合独”，并解决住房问题。《管子》载：“所谓合独者……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国时代，连年混战，人丁锐减，为了提高生育，谁还在乎是否二婚。曹操、刘备、孙权都娶过寡妇。唐代也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
有奖励生育，也有惩罚不婚的规定，男女到了适婚年龄不嫁娶，将会获罪受罚。如越王勾践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汉书·惠帝纪》记载，公元前189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一种人头税，汉初“一算”的税款金额为120钱，如果女子年龄在15-30岁还没嫁，人头税要交五倍罚款，就是720钱，折算成当时粮价，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口粮。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九年（273年）诏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女子到了17岁不嫁，居然要强制婚配。南朝刘宋时，更加严酷，“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女子满15岁不嫁，全家犯法。
当然古代很多政策，在今天看来是极不合理的，而且还有浓重的重男轻女色彩。我们钩沉典籍，也只是想一窥先人何等重视人口增殖，又是如何鼓励生育。
除了上述这些措施，要鼓励生育，增长人口，最根本的政策当然还是发展经济、完善配套的惠民制度，使老百姓脱贫致富。像王朗所说，“医药以疗其疾，宽繇以乐其业，威罚以抑其强，恩仁以济其弱，赈贷以赡其乏”，民无饥馑，仓廪丰实，自然人口充实，十年之后，笄者盈巷，二十年之后，胜兵者满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