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是土地面积少，所以住房成了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困难问题，政府也制定和更改过很多措施，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很多城市的中低收入者仍然买不起房，而官员的住房，更是历代政府都很重视的问题，古代是怎样解决官员住房的呢？
官员的住房名叫“官舍”。为了办公方便，官舍与官衙常常连在一起。白天在官衙办公，晚上回官舍住宿，年复一年，天天如此，理当如此在官员们看来，自己是“朝廷命官”，国家理当解决官员住房。秦王朝建立之后，忙着清理战争遗迹，解决好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重大问题，来不及考虑管员住房问题，秦王朝就垮台了。
刘邦建立汉王室之后，官员住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向全国发布了《同安辑令》。其中规定：凡是列侯这一级官员，都发给官印绶带，赐给宽大的住宅;俸禄两千石的武官，可以迁居首都长安，赐给差一点的住宅。这是给予开国功臣的住房待遇，同时也给一般官员解决住房。
《汉书.何并传》载：“(何并)性清廉，妻子不舍官舍。”是说何并为官清廉，不让老婆孩子到他的官舍。不用说何并是有公房的。《汉书》卷九十三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侍中董贤为了变现自己，节假日也不回家，汉哀帝大受感动，“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把其妻搬进董贤在宫中的住所。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汉至少在中后期，管员有了居住的公房，而且家属也可以进来住上几天。
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员越来越多，官舍建设速度跟不上管员数量的增长，于是出现官多房子少的问题。《后汉书》卷二七载：太中大夫张湛“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太中大夫食禄千石，常伴皇帝左右，像皇帝身边的这种人，还要等候房子，可见官舍到了何等紧张的地步。
另从《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记看，汉晋时全国管员总数约为7000人，隋朝后扩大到12576人，唐朝膨胀至18805人，其中在首都当官的就有2620人。怪不得顾况对白居易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其实，当时的长安不仅米贵，住房也是很紧张。可以想见，两千多名居住在长安的管员，大都有了老婆孩子，还有奴仆杂役等等，需要解决多少房子？
官舍如此紧张，是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大唐政府从改变衙舍建筑的格局入手，将办公的地方和居住之处分为两处，衙门原地不动，管员住宅建在外城。从史料记载来看，先后共建起108“坊”。这样，管员家属不能再住公房。不过，在办公区域仍然有管员单身宿舍，主要为管员值班之用，也适当照顾单身的年轻管员。
同时，朝廷对那些德高望重，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臣，在住房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允许他们住在官舍，如果管员调动或者或者退休，还要办好住房交接手续。比如，唐玄宗批准宰相李日知退秀，这位老臣“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很快找了别的房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
住房改革以后，那些拖儿带女的官员，如果在长安城里没有老家，就要自己建房，那些经济紧张的人就只好买“二手房”了，官员们从此有了自己的私房，既解决了管员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大大减少了国家对官舍建设的开支，取得了官舍改革的成功，因而被后来的朝代效仿，不再为官舍的紧张而头疼了。
宋朝时期，朝廷在京都和各地州府，设有管理公房的专门机构。在京城开封做官没有私宅的，不论是谁包括那些高级官员，都要租房子住，《宋史》卷二七五记载大将军刘福，他的几个孩子劝他盖大房子，刘将军为此大发脾气：“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坚持不造房子，仍租房子居住。结果刘福眼睛一闭，他的儿孙差点流浪街头。
《宋史》卷二八七还有这样的记载：副宰相杨砺，位高权重，照样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杨砺是在陋巷里租房子住，以至于皇帝的轿子都抬不进去。堂堂副宰相混到了这种地步，可见宋代宋代官员住房是怎样的情况。
元朝其实也好不到那去。从《元史》卷一八二看，集贤殿大学士宋本是大都人，原先的房子被父亲卖掉，他本人考中进士之后，可谓一帆风顺，但是房子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也是终生租房子居住，不过，元代允许自筹资金购买房产，比如国子监，礼部等部门，通过这种方式，建设或购买了一批房子，为本部门的官员解决了住房的困难.
明代管员住房采取了新的措施。当时的京官依照品级的高低，可以使用皂役为家里做杂物，也可以不用皂役而将给皂役的工钱折算归自己。这些钱积攒起来，允许将本单位公房一次性买断。但是，房子的所有权并不归属于个人，其产权仍属于机关单位，官员若要调走或退休，必须把房子退还给所在单位。
清代的官员在住房的方便算是很幸福的了，基本实行福利分房，制定有住房标准，由政府按照级别分配。如一品大员给住房20间，形同小型的王府；二品官员给住房15间，三进三出的大院；三品官给住房12间。往下类推，七品县官给住房4间，就是九品科级干部也给住房3间，是个像样的四合院，住个两代之家也没有问题。官员住房超标，就要受到查处，一般也不允许搞豪华装修，有些官员就在住房问体上出了问题，甚至被送进了班房，住进了这样的“公房”而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