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喝酒，越喝越有。在中国的年俗文化里，喝酒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现如今，过年喝酒也变得纷繁多彩。白酒、啤酒、葡萄酒，凡是能够想到的，自然是应有尽有。在酒文化盛行的古代，古人过年同样以喝酒的方式营造浓郁的新年气氛。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古人过年喝酒的品类也因时而异。
先秦以前，古人过年主要喝“劳酒”。所谓劳酒，其实是一种统称，它并非特指一种酒，而是泛指一类酒。据《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古人忙碌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年终岁末，上至王侯贵胄，下达平民百姓，纷纷卸下满身的疲惫，用酒敬奉天地，以此庆祝春节的到来，并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种“劳酒”是最为原始的粮食酒，古法手工酿造，没有掺杂任何添加剂，可以说是纯天然无公害。
自汉朝起，人们在劳酒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椒柏酒成为过年期间的主打酒。汉代《四民月令》中记述：“正月之朔，是谓正旦……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正月初一，阖家欢聚共饮椒柏酒，其乐融融。椒柏酒是在原始白酒中加入椒和柏两种植物泡制而成。现代人对其研究认为，椒柏酒的泡制过程比较简单，一般是在一斤白酒中加入花椒37粒、捣碎的侧柏叶7片，密封发酵一星期即可。
椒柏酒在魏晋时期也颇为流行。《荆楚岁时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贡樽。”北周的官员庚信在诗中也说：“正朝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吐随铭主，椒花逐颂来。”
依今天的眼光来看，椒柏酒并不好喝，花椒口感麻渍，柏叶更是苦涩，混杂在一起入口辛辣并不绵柔香，但是椒柏酒有祛病排毒的功效，因而古时过年喝此酒兼有养生的含义。
魏晋至唐宋，经济日渐繁荣，过年喝酒的风气也愈发浓郁，酒类也有增加，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屠苏酒。现代人熟知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指的就是春节期间喝屠苏酒。苏轼也有“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的诗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说：“屠苏酒，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
屠苏酒一般是用大黄、白术、肉桂、花椒、乌头等中药泡制而成，具有益气温阳的功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言之“饮屠苏，岁旦辟疫气，不染瘟疫及伤寒”。苏辙说：“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陆游更是说“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由此可见，屠苏酒在整个中世纪的年俗里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酒的度数普遍不高，其中的白术、大黄原本就是中药材，大人孩子都可以饮用，属于保健酒的一种。
清朝过年喝的酒已经不再局限于椒柏酒和屠苏酒，随着酿酒技术的成熟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酒的产量和品类都有改观。如《满文老档》中记载天聪六年“元旦”大政殿筵宴，每旗各设席10桌，用鹅5只，每桌备烧酒一大坛，共100坛。又如崇德四年“元旦”，大宴用母野猪8头、鹿22只、狍子70只、酸奶烧酒20瓶、平常酒80瓶。
烧酒属于蒸馏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度数高、质地纯，故其品相与酿酒相比更胜一筹。在清朝至民国，属于过年前后的必备酒。
纵观历史，可见古人过年喝的酒既没有精致的外包装，也没有五花八门的式样，但是古人对酒礼的重视程度远超今天，一杯浊酒一年春，不仅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神往，也饱含着对未来的满心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