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展厅内的观展路线指示标移步前行，聚光灯将观者的视线和思维紧紧锁定在一幅幅画作之上。如果驻足的时间足够长，你可能听到来自《愚公移山》中撼天动地的劳作号子，听到《田横五百士》人群中隐约传来的叹息，听到《会师东京》中狂风的呼啸，或是《群奔》里马踏青石发出的悦耳律动……
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1月25日-3月4日）是美术界首次围绕徐悲鸿大型美术主题创作策划的全方位展览，也是徐悲鸿美术精品近十年来首次大规模集中呈现。由中国美术馆、徐悲鸿纪念馆联合主办的这次展览梳理并展示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史价值的作品118件，分为三大篇章：第一章“民族精神”展出《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巴人汲水图》《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师东京》等代表性巨制；第二章“图稿叙事”展出徐悲鸿为创作《愚公移山》等作品所绘的画稿与素描，其中多件图稿为首次展出；第三章“家国忧思”展出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马》《狮》《鹰》等作品以及徐悲鸿为系列主题创作而绘制的图稿。
从主题创作看民族精神
步入1号展厅，中央最醒目的位置便是徐悲鸿于1940年9月完成的油画《愚公移山》。画家以愚公“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气概鼓舞着民众在国难岌岌之时坚定信念、心怀国家、争取胜利，借古老的神话传达着一个美术家对时代命运、国家兴亡的关怀。
画作的主要场面是表现开山劈石的六位壮汉，他们身强力壮、筋骨结实，准确的肌肉线条和运动体态所展现出的张力使人物造型在画家的笔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远景中，蓝天白云，山峦起伏，树丛人家，生机盎然，将观者的视线引向天际。此画突破了中国绘画的传统理念，首次以人体为主要描绘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裸体人物大角度的屈伸和肌肉运动之美，是中国近代人物画的一座里程碑。
除《愚公移山》以外，在弘扬民族精神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还有表达威武不屈精神、呼唤爱国主义情怀的《田横五百士》，传承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精神的《巴人汲水图》，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九方皋》等。其中，从1928年至1930年，徐悲鸿花费三年时间完成的宏伟之作《田横五百士》表现的是慷慨赴死的抗秦义士田横与五百壮士离别时的场景，悲壮气概撼人心魄，展现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艺术格调，歌颂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精神。
徐悲鸿的艺术人生与中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早在青年时代，徐悲鸿就已有“遥看群息动，伫工待奔雷”之壮志，以画笔为武器，投入民族救亡斗争。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不但以笔下奔腾的骏马、跃起的狮子、飞扬的雄鹰等典型艺术形象表达对中华民族觉醒的期待，而且以《愚公移山》等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彰显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气概，铸就了中国现代美术的不朽之作。在民族危难之时，他还把自己在国画展上所得的巨款全部捐献给祖国和人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担任行政工作的百忙之中，仍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为劳模、民工画像，到水利工地体验生活，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画家的家国担当与他的心血之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与人民的共鸣和与时代的交响。
以图稿叙事观创作历程
大作的诞生必然伴随画家无数日夜的细致推敲、自我否定和重建。对观者而言，一幅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往往比作品本身更加有趣。油画《愚公移山》是徐悲鸿客居印度创作的代表作和此展的重点作品，其创作历程格外引人入胜。
在主厅看过油画版本的观者几乎都会迫不及待地来到展览的第二章节“图稿叙事”，观看先于油画创作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和大量相关手稿，从而建立起对作品创作背景的立体而全面的认识。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在1940年7月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画家用毛笔写就顶天立地之人体，自信坚定，气势磅礴，整幅画面凝聚成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同时预示着抗战胜利定会到来。构图上，油画《愚公移山》取消了中国画版本中的挑筐壮汉与负重大象，并将大肚壮汉从开山行列的左二换到左一。相较第一版本，油画的远景更为开阔，画面布局更加平衡、完善，章法的不断成熟得益于画家对于主题和素材的苦心经营。
当时，为了创作的便利，《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多由印度人充当，有人曾问徐悲鸿为何要在中国历史题材作品中加入印度人的形象。徐悲鸿说：“虽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形象不同于中国人，意义却是一样的。”为了画好人物，徐悲鸿绘制的画稿、素描稿多达数十幅。许多人物图稿甚至并未见于完成品中。值得一提的是，虽是草图素描，但其精细程度和艺术水准丝毫不输正稿，甚至许多专为研究肢体动作而画的素描在人物面部表情上也作了深入刻画，并赋予了细微的情感倾向。看过作品的最终面貌之后，再跟随人流移步于纷繁的图稿之中，在观者眼中，徐悲鸿的创作思路渐趋明晰，《愚公移山》也逐渐立体、丰满起来。
借奔马之姿思中西融合
只要一提徐悲鸿，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笔下的奔马。
对徐悲鸿来说，一幅马反复画七八次是常有之事，有时甚至多达二十次。“他每专注一种动物画，都会以大量的速写训练作为基石，再从中提炼动物姿态的典型特征。”徐悲鸿之子徐庆平介绍道。展厅中的《奔马》前有不少观众与之合影留念，这幅徐悲鸿在马来西亚槟城创作的作品尤能凸显出他在践行以西融中过程中对中国笔墨造型的突破。他以雄健酣畅的笔墨画出马的头、颈、胸、腹和四肢，再用奔放淋漓的笔触猛扫出鬃毛和尾巴，潇洒放逸，极具动感。马的躯体动态不但运用了科学的透视和解剖知识，而且有机结合了中国写意笔墨。奔马角度接近正面，近大远小，极强透视感的营造则来自长期的素描基础训练。
展览的第三章节“家国忧思”中，集中呈现了徐悲鸿所画马、狮、鹰、鹫、鸡、牛等动物题材作品，并配合展出部分书法作品和画稿。观众不仅可以从中品读画家为民族与时代的疾呼呐喊，还能通过画稿一窥其为实践中西融合所展开的苦心经营与反复锤炼。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是徐悲鸿的座右铭。今天，当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会发现徐悲鸿持有的所谓“偏见”实际上是深谙当时文化状况的高瞻远瞩，而他的“孤行”则是力挽狂澜的“壮士之行”。
1918年5月，23岁的徐悲鸿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的思想，这是他在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时关于中国画改良的理论整体构建，一直影响至今。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实践，徐悲鸿毅然开启了以西融中的道路。徐悲鸿强调素描训练可以弥补当时的中国画造型薄弱的问题，在长期实践中，他获得了对于写实造型的精深把握，突破了复杂写实造型对于中国画家的限制，使中国画笔墨意趣得到了划时代的突破。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徐悲鸿精心描摹的愚公移山场景取材于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以浪漫的艺术想象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惧任何艰难险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雄伟气魄和团结奋进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愚公移山精神。他强调，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还指出，“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书记的论述丰富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愚公移山”已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务实重干、勇于担当的生动实践。
今天我们来看徐悲鸿，会深切感受到他的画作与他所着力刻画的民族精神之中那种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力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此展，旨在将徐悲鸿作品中的民族精神通过新媒体、新方法、新载体不断传扬与拓展，使‘悲鸿精神’增添新的时代意义。”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徐悲鸿的一生虽是短暂的，但为国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其作品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也将恒久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