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战,被视为明朝军事力量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战让功勋贵族没了一大半,导致明军战力走上了下坡路。但是,我们撇除这场战役本身,去观察明军的对手和外部环境,就会发现由盛转衰是伪命题,不断明军战力下坡才是必然。
朱元璋给明朝军事体制留下了的“祖制”病根
暂时抛开土木堡之战不提,很明显就能看到,明军战力之所以蜕化到后来明末那种“弱鸡”的地步,和将领们的盘剥有着直接关系。
按照明朝的法律,一个人如果成为了军士,那么无论他是自己愿意还是惨遭发配都会成为国家的军户,这个身份不但伴随其终身还会遗留给子孙后代,堪称魔咒。最为悲惨的是士兵往往不是在自家附近服役,他们的驻地是万里之外的军镇,士兵们只能拿到被各级官员克扣的安家费用,前往各自的驻地。
但是,到了指定地点并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而是炼狱的开始。
明朝的奉行积极压榨各级官员的政策,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小吏的工资都只能维持在温饱线附近,海瑞这个级别的官员靠工资吃饭,结果饿死亲女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一份。
朱重八对官员的苛政并没有引领节俭的风潮,反而激发了腐败的风暴
为了生计,各级官员不得不把手伸到一切能伸的地方,去寻找灰色收入以养家糊口,慢慢地一条“产业链”就诞生了,所有官员都通过克扣更低级的官吏去满足自己的上级,如此一路向下,所有的重担,自然就压在了底层人员身上。在明末,一个底层的辽东士兵收入为二钱五到四钱,优秀的锋兵可以拿到一两多,不过这只是纸面上的数据而已,克扣现象非常严重,士兵根本没法拿到足以养家糊口的银两。更糟糕的是后勤工作,熊廷弼评价士兵的饭食已经烂的如同粪便一样臭气熏天,而且衣不蔽体形同奴隶。明军士兵知道,纯靠公家的话,自己早晚得饿死,于是心思活络的士兵会通过给长官一些“孝敬”去做一些杂活,以维持生计,而低级军官也会定时和自己的上级“疏通”一下,让他们对这类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明军后期杀人比贼寇还厉害和他们的恶劣生活状态有极大的关系
理论上这样的军队和国家是无法生存很久的,万幸时代的浪潮给了他们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机会去混日子。
周边无强敌导致明王朝缺乏军事改革的动力
15世纪以后的明朝处于一个非常幸运的时间段,开国的爆发把东蒙古从汗国打成部落,并且再也没有恢复,卫拉特人虽然还保持着过去的国家组织结构,但它需要面对更西面的强敌哈萨克。于是,明朝除了偶尔面对重心南移的卫拉特人外,北方边军主要的任务是和东蒙古的各个部落打治安战争。
当卫拉特人试图南下恢复先祖荣耀的时候,明朝就要倒霉了
而且,就算是开国这一次也是有着很大的侥幸成分,因为元朝皇帝的集权欲望,导致传统的封建体制被破坏,内地的直属部队又被优渥的生活环境所腐化,导致此时的元军已经不堪一击,用一个中二点的说法:元末蒙古所拥有的力量只是过去的影子。
这在之后东蒙古和明朝的边境战争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有一次李成梁亲自率领家丁突袭东蒙古人,杀伤四五百,斩首一百九十六人,使得当地的蒙古部落几年内无法再动刀兵,更重要的是此战蒙古人和明军的战损比例是惊人的1:1。这样逆天的战绩瞬间引爆了全国,首辅张居正亲自嘉奖李成梁,并给战死家丁丰厚的抚恤。主帅李成梁的风头也是一时无两,甚至盖过了抗倭名将戚继光。
家丁部队在15世纪后就是北方作战的主力
不过,戚继光到了北方之后也不甘示弱,上位没几年就活捉了长秃,但是斩首只有两级,换句话说这就是几百人的小部落,酋长身边甚至没有什么那可儿(护卫队),更别提怯薛歹这种招牌精锐了。这就是东蒙古此时的状态--一堆中小部落的集合体,这也解释了为何后来八旗能摧枯拉朽地击败林丹汗。
这么一看永乐的战绩能不能有一些人吹捧的“远迈汉唐”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要知道努尔哈赤父子只用了两代人就搞定了东蒙古,而老满洲的部队只有七八万人(注:后期加上投降的汉军和收编的蒙古人扩编到十二万),而且主力要和明军作战,尚且如此轻松,这水究竟注了多少不言而喻。
从这方面看,明军从未真正的“强大”过,自然也就谈不上“衰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