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之所以在古代显得能打，是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为了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而自发组建起一个个的小共同体。这种小共同体的组织与生产生活方式注定他们就是天然的军队。不过，东北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淬炼了东北亚人的武德，同时也限制了当地的人口，一直到清初，皇太极收编了“三顺王”的汉军和投奔他的蒙古军队，部队才扩编到十二万（只有一半是真正的满洲嫡系）。更糟糕的是，东北地区的技术输入的通道非常狭窄，该地世代居住的民族长期只能从北亚和东亚吸收先进的技术，这导致在东亚所有的势力里，女真人最晚做到火器化。
八旗只会用冷兵器自然是误解，但是可用的火药武器匮乏，火器技术落后确实是后金时代的实情
这两大限制压低了东北亚的天花板，使得生活在东北亚的古族无法荣登古代“能打榜”的榜首。那么古代哪个地方的中国人最能打？
翻开历史书，我们已经有了答案。
随着汉朝继承了秦的故地和制度，一个大的共同体诞生了，在一些政策上汉朝了选择妥协，以避免重蹈暴秦覆辙。比如通过二月律令把土地国有制在事实上废除，以此换取功勋集团的支持。而土地作为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一旦被解禁所释放的能量是异常惊人的。汉代的经济环境也因此比先秦多了不少活力，更重要的是借着这股东风，大地上的小共同体又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尤其以功臣云集的关中地区为最，而近畿之外的地方上，代表这种新兴势力的就是豪强地主了。
众所周知，在宋代以前中国主要实施义务兵制度，青年男子平时务农，战时拿起武器，奔赴战场。这在古代非常常见，因为生产力落后的关系，导致青壮年不能过长时间地立刻自己的田地，不然国家就有灾荒的危险。
无法脱产意味着无法保证固定的训练量，在今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随便一本民兵手册能做到的要求，在当时却只有极少数精锐才有可能办到。这就对士兵本身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而来自小共同体的士兵们本身就是弓马娴熟之人，同乡之间又有默契，能减少了磨合时间。汉王朝又在各个郡县建立了庞大的武备库，只需要等征召兵们一到，拿起武器穿上甲胄，立刻就能执行作战任务。而这个是之前的秦朝无法做到的，也是汉军能“封狼居胥”的根本原因。
而汉朝采取经济单向流通的政策，导致天下财富大量集中于西北近畿，准确地说关中地区。这就让关中地区的小共同体们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丰厚的资源配置，进一步让汉代关中部队也较其他地区更为善战。凭借着他们，汉朝建都长安后，国都从未失陷于外族，哪怕是匈奴人也仅仅是在带路党的帮助下杀死了个把郡守，却连长安的边都没办法摸到。
到了唐代情况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汉末魏晋时期关中地区，迁入了大量内亚部族，导致整个西北地区从血缘到制度到文化都被改变了。就拿传统的耕战部队来说，关中地区的府兵制式装备是长矛和弓箭，这是非常典型的内亚征召兵的装备与中原旧有农兵制度的结合。更不提初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有着浓郁的鲜卑血统，更让唐朝的统治镀上了一层内亚色彩。
西北地区凭借着临近首都的政治优势和地理位置上靠近内亚腹地的自然优势，吸收了大量来自内亚的技术和财富，拥有了凌驾于东北地区之上的军事力量。
不过，一个地方只拥有财富和先进的技术，而没有对手的话，结局只能是北宋靖康之变。而唐朝西北方向的军事压力起到的所谓“鲶鱼效应”也让唐王朝居安思危，避免了这种结局。唐代的边患，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其中以西北最为紧张。为此，十节度之中，六节度用来防御西北边防。设置安西、北庭作为唐代边防的第一条国防线，以巩固西域，设置河西、陇右对付西北的吐谷浑、吐藩，而朔方、河东互为犄角，以防御来自北方突厥和后来代之而起的回纥诸部的威胁。
和东北地区一样，西北军队也有着大量的外族战士，安史之乱前，几乎所有统军将领都是胡人。但和东北不同，西北地区的外族将领大多对唐朝保持着忠诚，这就导致他们和毅然反叛的东北军队有着宿命的对决。当安禄山带着契丹、奚、东北汉人组成的十五万叛军挥师长安的时候，挡在他们面前的是高仙芝和哥舒翰的西北军队。可惜，当时中央的政局已经腐败，哥舒翰病重之体被迫出战，被俘身死；高仙芝更是因为莫须有的贪腐罪名枉死，长安因而失陷。
之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任命西北军出身的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其率朔方军东讨。从此，以朔方军为首的唐军主力与安禄山、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势力的战争正式拉开。在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平叛战争中，朔方军功绩实居第一。根据《资治通鉴》以及新、旧《唐书》的记载，平叛战争中，朔方军约杀贼二十余万人，俘虏三万余，溺死千余人。正如郭子仪所说：“先帝仗朔方之众，庆绪奔亡。”肃宗自己也对郭子仪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至德元载三月七日，肃宗下诏慰喻朔方将士。到兴元元年，德宗在诏书中仍声称：“朔方将士，尝立大功。子仪再收京城，咸是此军之效。”将平定安史之乱的首功归于朔方军，确属极是。
除了西北代表朔方军外，来自西北的内亚部族作为外援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回纥骑兵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将东北叛军打出了骑兵恐惧症，要知道东北军中的契丹人可是不少，在骑兵战中回纥骑兵却能将其击败，已经从侧面印证了他们的骑战水平相对东北军而言更高一筹了。为了拉拢这股东亚地区排名第一的骑兵力量，唐肃宗许下诺言，让回纥骑兵掠夺首都的女子和财帛，后来更是将嫡亲公主送给回纥人和亲，要知道这是过去突厥人都没有的待遇。
但是，早年的愚蠢政策也付出了代价，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过去的权威，到了晚唐藩镇们更是动不动就依仗手中的军队欺负中央。为了平衡国内汉人的藩镇，唐朝决定再次引进西北的内亚部族，这一次被选中的是沙陀人。作为突厥人的一支，沙陀人有着仿佛与生俱来的骑射本领，又出生在西域这种被三大文明圈冲突的地方（印度、中国、波斯），学会了使用具装骑兵。唐人评价沙陀人有着在吐蕃人之上的骑射功夫，而从庞勋之乱开始，沙陀骑兵穿着重甲拿着铁锤和马朔冲击敌阵的英姿给中原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了五代乱世，沙陀人的武力优势真正地体现了出来，朱温虽然在理论上有着更为丰厚的资源，但是却无法奈何用中亚兄弟会维系的后唐。（注：大量认干儿子是中亚兄弟会的形式，沙陀人则来自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到天山山脉东部的巴里坤一带）
其实不只是回纥、沙陀这种外来部队，唐朝自己的朔方军、安西军就有大量来自内亚的战士或者技术装备
面对崛起的辽国，五千以沙陀人为核心的骑兵在大草原上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决，从正面将其击败，唱响了了大唐西军的挽歌。
可惜，李存瑁作为一个沙陀人真当自己姓李了，没有采取类似满清的做法去保持本部族军队的战斗力，加上战争的损耗，到了北宋已经看不到沙陀骑兵的身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