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将是以田野为主要手段的现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仰韶文化发现与命名的百年纪念。1921年，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首次以田野发掘的方法，发现、认定和命名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这是将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和源头追寻到文献与传说时代边界之外的实证性材料，也是安特生依据仰韶彩陶与西亚、东欧彩陶的某些相似性而提出中国文化和文明西来说的重要依据。
100年过去了，仰韶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认识不断进步，已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大约距今7000年-5000年左右、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吸收广阔地域的早期文化因素融合形成、自身演变脉络相当复杂、辐射广泛甚至可以说是同时期东亚地区规模最大人口最众的一支史前农业文化体系，而关于仰韶文化的源头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也经过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到举世公认的本土说，从中原中心说（安志敏、夏鼐等）到满天星斗说（苏秉琦等）和多元一体说（严文明、张光直等），日趋丰富而细密。但是应该承认，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问题，比如具体源流、标志性内涵、机制过程及其所决定的文明体系特点等，则至今未能形成关键性共识，反而有众说纷纭、越描越乱的趋向，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证成了一个源流歧乱的复杂丛体。
窃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部分关键密码仍在仰韶文化中。当然，这不是说仰韶时代已经步入了文明时代，也不是说仰韶文化就是中国早期文明本身或者其代表——仰韶文化的发展水平，按照学界通行标准甚至都算不上复杂的分层与不平等的社会——但是，一方面，追寻早期中国文明在东亚广阔大地上脱颖而出执其牛耳的过程，还只能以考古发现和研究为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仰韶文化确实在东亚地区走向文明社会的族群互动和文化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用一个准确的词汇来说，就是具有核心性地位，扮演了华夏族群和华夏文明奠基者的角色。多元一体中的那个体之主体，重瓣花朵的那个花骨架，实际上就是在仰韶文化奠定的，经过龙山时代的淬火之后，最终走向了以城市和国家为载体的复杂文明体系。
因此，考古与仰韶，仍然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
一是仰韶文化的区位占据了后世俗称的中原。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000年，大约3000年间中原一直是中国以王朝为特征的国家文明的龙兴和存身之地。
二是仰韶文化是以融合方式率先形成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考古学文化，其核心区遗址密集，聚落数量在当时诸文化中首屈一指；其幅员辽阔，超百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已发现多处，为当时诸考古学文化中所仅见，是当时东亚大地最为庞大的具有向心力和扩张性的人群，现代多学科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考古学文化遗存背后的族群实际上就是汉藏语系和今天汉族形成的主源和主根系，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人口和语言文化基础；
三是仰韶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和文化特性，包括聚落结构、中心广场、小家庭、公共性大房子、彩陶纹样等所体现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心理特征，作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具有长期的延续性和影响力。
因此可以说，仰韶文化最终成为了早期东亚地区各文化互动、吸纳、辐辏、分化、重组、整合、提升的基本盘。
仰韶文化是通过融合形成的一支定居性农业为主的文化。它借助全新世大暖期的适宜环境和地理区位优势，将发源于西北中国黄土高原地带的小米（包括黍和粟）文化圈内的大地湾、白家、磁山、裴李岗包括部分的兴隆洼等区域性文化逐步整合融合起来，同时还吸收了其他如东南中国稻作文化的一些因素，在黄河中游诸河谷盆地和黄土高原东南缘一带形成小米大米并存的锄耕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并以此为中心实现了对黄河中上游地区和整个黄土高原及其边缘广大区域的整合和一体化，在农业相对发达和区域内人口相对饱和后向周边尚未开发或人口稀少地区大量移民拓殖，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人口与语言的奠基效应。在其半坡和庙底沟的大肆扩张阶段，其他地区尚处于农业聚落零星发端的起步阶段，因此，早中期的仰韶文化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枝独秀的，考古学所见的彩陶文化的广泛影响正是以此为支撑的。而当周邻各区域也步入兴旺发达的农业社会、走向区域整合和一体化并构成多元之元时，仰韶文化大扩张后广泛的分布区内反而因为地域辽阔、环境波动、文化进一步发展等原因而走向相对衰落的分化甚至解体。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仰韶晚期和后仰韶的文化低潮阶段，相对于周边其他区系的文化而言，位居中原的仰韶文化故地的聚落与人口规模也未落下风，不过，从庙底沟顶峰阶段的跌落和解体，则为其吸纳周边文化因素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以及东南的良渚文化等在区域一体化高峰阶段对仰韶故地的挤压和渗透态势，加上环境变化、仰韶系统内部解体之后北方地区的仰韶后人携带变异和源自更远的西北方向的文化因素向故地的回归，使得使其原有的核心分布区即所谓的中原一带较早进入一种不同血缘族群重叠挤压的复合式文化融合与重组的演化状态，从而形成了石峁、陶寺、瓦店、新砦和二里头等广泛综合各地文化创造的新型中心城镇。乱葬坑、殉人、活人奠基和祭祀遗存等在中原地区的大量发现，表明在此融合重组过程中不乏血腥冲突与对抗。但是，这种同一区域中的复群化社会分层生存状态，恰恰为突破血缘、超越部落和部族的国家的诞生创造了前提性条件，也正是红山、良渚以及海岱和江汉地区同时期文化所缺乏的重要文明基质。因此，中原地区最终能够成为诸早期王朝的降生与盘踞之地。而所谓王朝，可以理解为诸王来朝的国家文明中心，也可以理解为争夺文化正统的逐鹿中原。
所以说，仰韶文化的形成很重要，仰韶文化的解体也同样重要。仰韶文化尽管未及形成文明，但却是华夏文明的奠基者。当然，中国早期以王朝为载体的华夏文明的形成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简单复兴和崛起，而是一个更加复杂、壮阔甚至血腥的以仰韶故地为舞台的文化碰撞、融合、重组和新的蜕变，但是，正是自仰韶时代开启的农业村寨和族群文化间的互动模式，为真正的东亚早期国家文明的登场提供了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基础、语言文化认同和地理舞台背景。在此过程中，也确定了仰韶文化作为华夏传统的奠基者角色与地位。
按照一些学者对仰韶文化内涵特征及历史文献与传说的概括把握，从彩陶纹样、一系列相关地名、人名与华之传说等，有理由将仰韶文化理解为东亚大地主干族群的华化——族群记忆与认同过程中首次浓墨重彩的底色铺设，使其具有了从花到华的意识形态认同倾向。服饰美丽谓之华，文化高雅谓之夏。当然，这种模糊的文化优越和认同感经过国家文明尤其是春秋战国文化交互加剧过程的淬火，才渐渐清晰和定格，成为相对于四夷的中原族群的文化自觉，华夏、秦汉乃至唐人，慢慢成为了东亚文明的内圈核心，文化上的统一与扩张也客观上普及了这一认同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的共识化与长期影响。因此，仰韶文化可被视为是华夏传统在东亚脱颖而出的第一个关键形成期，为周边族群和文化上的逐鹿中原提供了可供争夺的人口资源对象和文化认同正统，传统才有了可以被传承的世界观框架和文化内核。
100年之后，中国考古与文明认识的突破，仰韶文化的重新认识仍是关键一环。一方面中国考古学需要在系统揭示考古遗存时空框架与内涵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兴科技手段和理论方法追寻其背后的人群、语言、经济与社会组织等演进轨迹与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将文化与文明放在东亚乃至人类宏阔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论整合与概括，追寻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从涓滴之流汇成江海、从多元走向一体如同滚雪球般发展壮大的过程与机制。
当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绕开传统历史叙事大一统模式的怪圈，通过对仰韶文化的条分缕析及其与周边诸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学说，但是苏秉琦先生并非要解构大一统、颠覆大一统。走向大一统是中国文化与文明演进的逻辑宿命，中国考古学的使命就是揭示这个复杂过程及其内在的机理，从而对自身及民族文化传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成熟，仍然寄望于其在与仰韶文化研究的相互砥砺中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