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鸿儒偏好拓片收藏，宋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一生收藏拓本上千余卷，并编写了《集古录》；诗人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拓片，后辑成《金石录》传世；后有明代的关中奇士赵崡、书法家王铎等都曾为拓片疯狂。
北魏《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纵90厘米横41厘米
现存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是方笔露锋之典型代表，因此最显见用笔之妙。起笔都将锋颖露在画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细锋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画也挺直有力，折笔显见方棱；收笔处，有时敛毫便止，有时放锋犀利，有时如《宝子》之上扬。
笔画或大或小，大者纵矛横戈，如虎奔龙吟，小者轻微一点，如蜻蜓掠水，皆能顺势合情．绝无率意轻发。整篇看来，严整肃穆，端庄隽洁。
北魏《帝后礼佛图之孝文帝皇帝礼佛图》纵232厘米横180厘米
《帝后礼佛图》原石现存河南巩义石窟寺第一、第三和第四窟中。此篇孝文帝皇帝礼佛图位于位于第一窟南壁窟门东侧。在礼佛行列里，既刻画了“仪态雍容”的鲜卑贵族形象,也有身材矮小的侍从，以及数量众多的仪仗和富丽的衣冠，反映了北魏王室及贵族礼佛的情景。从礼佛图上所刻的皇帝及其臣僚的服饰和仪仗中的华盖、羽葆来看，拓跋贵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在推行汉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这些浮雕礼佛图构图精致，刻法熟练。衣着服饰及面部原饰有彩色，虽历经千余年之久，至今仍隐约可见，是北魏石窟造像中少有的。
北魏《偃师水泉石窟之甬道北壁龛像》纵165厘米横160厘米
水泉石窟位于偃师市西南30公里冠店乡水泉村村南万安山断崖上，是龙门石窟周边的重要石窟。偃师水泉石窟的特点是造像集中，雕造工艺精美，有的可与龙门石窟相媲美，是研究古代雕刻、绘画、建筑及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偃师水泉石窟内两侧洞壁雕有大小佛龛约四百余座，龛内的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也有不少的交脚弥勒造像；龛楣及近侧多刻飞天、化生、莲花、帏幔、缨络；佛座下有金刚力士及蹲狮、卧兽等。造像刻工简朴硬直，体现了北魏石刻艺术的特点。
北齐《丁朗俊造像碑》纵100厘米横47厘米
碑阴刻造像题名，碑额处刻都邑主丁朗俊、丁思善等。该碑虽然形体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在不到1平方米的范围内错落有致地雕刻出48个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布局密而不紊，主题突出，充分显示了雕刻匠师的娴熟技巧。形象表现以圆刀为主，线条浅显流畅。人物形象丰满，服饰衣纹简练，明显有北齐造像特征。
北魏正光五年《刘根造像碑》纵39.5厘米横144厘米
刘根造像碑是清光绪年间在洛阳城东韩旗屯村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造像部分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减地阴线刻记法刻出释迦说佛图，使之成为一幅完美的佛教教义的宣传画。这种线刻画是富有经验的艺术匠师们运用锋利的刀笔，在光滑的石面上雕刻出来的，它既不同于白描，也有别于阳线版画，是我国传统美术作品中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刘根造像碑不仅是一件刻画细腻的线刻造像，同时也是一件雕刻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其工整茂密、俊逸爽朗的书法艺术，可能出于文人官宦之手。此幅《刘根造像碑》可说是“龙门二十品”之外的又一魏碑书法精品。
北齐天保十年《高海亮造像碑阴》纵108厘米横57厘米
襄城县城西汝河西岸孙庄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该碑为螭首扁体造像碑，碑座已失。碑首呈弧形，雕四龙盘绕，龙首向下，口衔碑侧上沿。碑阴碑首平面浅浮雕“太子逾城出家”佛传故事。图中释迦太子骑在马上，头戴花冠，帔帛后扬，周围五身天人或托马蹄，或牵马缰，或作导引。碑身上部刻造像记，正书20行，满行17字，有深厚的魏碑体意韵。
北魏《双人飞天》纵80厘米横200厘米
位于巩义石窟第三窟中心柱南侧。帷幔式龛，龛楣及两边龛柱刻帷幔，左边龛柱垂幔纹剥蚀不清，龛楣对称刻两身乘云飞翔的供养天人，是巩义石窟雕刻最完美的两身飞天，这种乘云的飞天在熙平前后开始出现。飞天的飘逸姿态富有韵律感，一张一弛中表现出疾、徐、刚、柔的多变性和生动性，长长的飘带起伏，形成一种流动感和抒情性。而这种线描、线刻技法所体现出的“气韵生动”，那种徘徊于天地间的“天人合一”的寓意，都通过飞天的曼妙形体表现了出来。
北魏《释迦牟尼佛》纵263厘米横112厘米
原存博爱县城南15公里张茹集乡白马沟村观音寺内，现移至博爱县博物馆。造像为莲瓣形背屏式三尊造像，石灰岩雕造。关于该像的雕造年代，造像本身以及文献均无记载。该像无论是造像形式还是雕刻内容，都与现存美国华盛顿菲利尔博物馆的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石造三尊像”基本相似。而二胁侍菩萨足下为长梗仰莲座，这种菩萨座最早见于孝昌年间的孔惠超造像，但背屏雕刻却较孔惠超造像简略多了。背面及两侧面素面无饰。因此，可以推断该造像的雕刻年代应在北魏永熙年间。
神秘的拓片自古代就为人追崇，因为传拓之美在于它能为终将消失殆尽的石刻文化留下记忆的影子，它不仅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每一幅都是独立的艺术作品，具有墨分五色的立体画面效果。使坚硬的石刻跃然纸上，还原了很多的历史细节。目前国家对一级文物的拓片制作审批非常严格，只有少量批准捶拓，仅存的拓片弥足珍贵。
传拓技艺自唐代开始兴起，至宋代金石学的兴起而进一步发展，风格多样且蔚为大观。这些拓本无论是纸墨材料的使用上，或是拓工技艺的运用上，都极为讲究，在保持造像石刻原真性的同时，提高了石刻内容的可读性。
千年之前，佛教及石刻造像艺术由丝绸之路经哈密传入中原；千年之后，中原遗存的经典石窟和石刻造像艺术拓片沿着新丝绸之路来到哈密，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