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寒暑假，博物馆研学似乎成为了学生的“必备作业”，博物馆以其资源的丰富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研学群体的关注并不断走热，但也诸多乱象也不断迭出：游还是学？到底怎么学？什么是真正的博物馆研学等是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硕士研究生导师陈晨基于自身实践与思考，提出了博物馆研学体系的概念，分享了他对于构建博物馆研学体系的思考。
一、构建研学体系的重要性
近几年，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几次强调要重视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相关指导意见使博物馆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研学活动中去。
·2015年，国家文物局会同教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开展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认定和指导203家博物馆纪念馆研学实践基地，推动博物馆研学向深入发展。
·2016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正式拉开了中小学生博物馆研学旅行的大幕。
·2017年，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提及，中小学可以充分利用文物展览馆、历史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等积极有效地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博物馆研学工作的开展如朝阳喷薄而出，愈发火热，但纵观发展现况，其质量与效果却差强人意。
陈晨认为究其原因首先与博物馆对教育的重视不足有关。社教部长期以来在一线发挥着重要的窗口作用，但并非是博物馆的业务核心部门。相较于保管部与陈列部，社教部的工作成果与展示方式更多体现在应用层面，博物馆体制框架的惯性思维进而导致教育在博物馆业务中始终处于尴尬的位置。但不容忽视的是，博物馆各项研究成果与藏品展示最终均需服务于教育，教育依然是博物馆的最终职能之一，博物馆业务本不该有主次之分，教育在行业体系中更不应成为业务链的最末端。
从2010年开始，在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博物馆教育所占权重越来越高，在定量评估指标体系中教育与展览占到45%，在定性评估指标体系中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占到35%。这都充分说明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也是各个博物馆重视研学活动的原因之一。此外，越来越多第三方研学机构、旅行社对于博物馆资源的利用也更为优化和灵活，加之青少年教育、学校对于研学教育实践的刚需，均在倒逼博物馆建设自身教育体系、找准自身教育定位。
其次陈晨表示，虽然研学环境整体呈开放态势，但博物馆对于研学概念依然缺乏清晰的认识。目前，大多数博物馆将研学理解为“研学旅游”，侧重强调研究性学习与趣味性游玩相结合，“所思即所游”，以此区别于馆内其他的社教活动，但其与旅行机构的研学旅行并无二致，缺乏自身特色与优势。也有博物馆将研学理解为博物馆常规的教育活动，尤其是面向青少年，侧重于动手益智的教育活动，但体验性与探索性不强，“低幼化”严重。
陈晨认为，强化对教育业务的重视和“研学”概念的认知，推进博物馆研学提质增效的最有效方式，即建立系统的研学体系。规范体系可以减少工作的盲目性与散漫性，加强博物馆对于研学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二、五大内容构建科学的研学体系
陈晨表示，“研学”一词其实可以替换博物馆教育的概念，即研究型学习，以博物馆为主线，通过博物馆的资源将教育内容以真实、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基于思考，陈晨将博物馆研学体系分为五大内容，能够将博物馆教育的方方面面囊括其中，最终形成完整的研学系统。
（一）研学活动
此处所说的研学活动为博物馆常规的教育活动，如公开讲座、趣味手工活动等，这也是博物馆均有策划的日常教育活动，但陈晨也指出，不少博物馆日常教育活动还是浮于表面，讲求形式，实际效果可能与教育活动策划者的预想相差甚远。真正的研学活动应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1.特殊性
特殊性能够避免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同质化问题。如根据本馆馆藏文物设计活动，或是根据本馆策划的展览配套开展的活动，亦或是博物馆通过自身资源与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结合的活动。这些均要建立在挖掘本馆自身特色的基础上进行。
2.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研学活动本身是单独的、单次的、随机的、短频的，不成体系的。这种活动无需套路化，保证短频快的效果达到即可。
3.多样化
活动需要实现预定目标，就需要保证活动的多样性。如话剧、走秀、舞台剧、音乐会、辩论赛等等。这些突发奇想的小活动，并不涉及理论化知识，也不成体系，能够充实博物馆日常的教育活动。
（二）研学课程
相比活动，研学课程是更规范更严谨的内容，要求与难度都会加大。陈晨认为，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研学课程必须是常规化的内容，需要策划人员深度研发。以河北博物院为例，馆内设有“快乐学堂·河北传统文化艺术”系列课程，其中包括玉田泥塑、唐山皮影、河北梆子、吴桥杂技、定州秧歌等14项内容，课程将通过生动的教学形式、表演、手工制作等互动项目，引领孩子们认识河北文化菁华，学习传统民间工艺。除此之外，馆内还设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旅”系列课程、“孤独症儿童系列绘画课程”等，课程内容均与其馆藏文物息息相关，课程之间有逻辑关系，并能串联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对此陈晨也指出，研学课程一定要与学校课程相联系，类似于教案设计，需要附以如PPT、教材、互动手册等多种方式与手段实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四个要点，实现由单一型、零散型不断向结构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将馆藏资源以研学课程的方式密切联系起来。
（三）研学产品
博物馆教育也需要满足市场中不同群体和不同层次的庞大需求，产品运应而生也是博物馆教育的一种升级。根据产品表现形式、使用方式的不同，陈晨将研学产品归为三类。
1.教材、出版物
陈晨所指的教材、出版物是指正式发刊，经出版局审批，有书号，能够在市场中购买的产品。例如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历史课程》，是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双方协商，开展协作研究完成“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历史、美术教育资源开发合作”项目成果，为学生提供具有湖南省博物馆特色又适应中学历史、美术学科教学需求的课程。教材分初、高中各一本《教师指南》和《学生读本》，基于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四个单元的内容，结合初、高中历史课堂实际情况策划编写而成，旨在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简明扼要地为学生介绍汉代经济、文化、思想、艺术、手工业等多方面的内容，在增进学生对中国历史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探索、动手能力，真正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致力于打造“实物＋探索”的博物馆教育机制。
再如《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一书。该书由故宫博物院宣教部编著，针对3-6岁幼童开发，以亲子阅读为主。全书共24册，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为时间线索，将830幅手绘故宫原景大图、52座故宫建筑、48个传统习俗、115件故宫珍宝、64种动物、76种花木、24次成长体验等，融入富有童趣的故事里。图书内容确保与真实环境、藏品相结合，均由实物可依，也确保了书籍的专业性。
2.互动手册
所谓的互动手册并不是博物馆正式出版发行的产物，仅为印刷品，这是博物馆在教育活动中配套的产物，能够帮助参与者更迅速、更有针对性地吸引并参与到活动中，进而引导参与者通过手册引导在完成教育活动的同时，实现趣玩体验与知识学习的双重获取。例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曾举办“吉州窑——江西吉州窑瓷器精品展”，配套展览的教育小册子，融普及展览教育、普及艺术功能于一体，这种限定获取的互动产品更能与博物馆自身宣传更好结合。
3.材料包
陈晨提到，目前不少博物馆教育已有材料包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学具”，中国科技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故宫博物院等均将其作为文创进行售卖。材料包内设有散装的配件材料，需要通过动手操作将其拼接、组装在一起，应用到教育活动中。同时陈晨也指出，最好的材料包应该与博物馆课程相配合，使其仅能够运用于本馆特定的活动中，形成“捆绑”，从而加强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粘度。
（四）研学旅行
这里所说的研学旅行是指通过出于文化求知、实践探索、自然发现目的，以旅行的方式所开展研究性、探究性、实践性学习的活动。研学旅游的雏形起源于美国早起的营地教育，可追溯到1861年，距今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标准化、细分化、专业化、产业化等特点的成熟产业，但在我国博物馆研学旅行实施依然未能形成体系。陈晨认为，研学旅游必须由学校、旅行社、博物馆、第三方游学机构共同完成。
陈晨发现，目前研学旅行存在三种实施方式。一种是学校因其教育需求更多担当了发起方的角色，旅行社则凭借自身资源与经验，担当研学旅行的保障方，而博物馆在其中作为接收方；也有以第三方游学机构作为主导方，吸引学校参与活动，通过旅行社将其参与者带入博物馆中；其中也不乏旅行社邀请讲师，作为活动主导方发起研学旅行。但纵观其中，我们能发现博物馆始终处于研学产业链中被动方，在自我需求较低，无商业利益的推动下，易陷入有始无终的死胡同。目前，已有不少博物馆认识到了自身主导研学旅行的重要性，对此陈晨指出，博物馆研学旅行需要清楚自身特色，打造符合博物馆定位、整合自身独有文化与周边资源的研学旅行。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将研学旅行定位为“跟着博物馆游广西”，从被动地成为一个单向的研学地点，到主动地设计富有趣味的研学活动吸引观众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成功地打开了博物馆的“围墙”。每场研学游活动均串联起广西各地文博资源和人文自然景致，较好地考虑了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与特点，采用丰富的教学手段，如创设情境、合作探究、寻宝竞技、“非遗”实景观摩与动手操作、创意手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作为广西地区的龙头馆，在联合各地市博物馆开展研学游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也充分调动了各地博物馆的积极性，推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发展与创新。
再如山西博物院推出的“魅力古建趣游学”青少年研学项目，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山西古代建筑，以此为依据设计课程和学习参观路线，通过课程、参观、体验、实践共同构筑博物馆古建游学品牌项目。该项目也是博物馆与社会机构开展合作打造的，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专长与优势，全面保障了观众的参与感、体验感。
（五）研学展览
研学展览即将展览本身作为教育活动的开展与展示途径。陈晨认为，这样不仅能够激发教育活动对受众的多种思考，也丰富了博物馆展览的层次性和立体性。如首都博物馆推出的“读城”系列展览，已形成了本馆教育与展览的一大品牌。它秉持了“展览本身就是教育”的理念，将社教活动融入展中配合展览。值得一提的是，“读城”依托展览内容将浓缩的展览放大还原，走出博物馆举办教育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体验，让孩子们立体地理解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把首博里的文物还原到发现它的位置；同时从探究式发问角度进行引导，并将受众群体的思考反馈于展览中，放大博物馆教育的双向影响。
此外，日前正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星槎万里”系列展览，展示故宫珍藏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故宫文创与教育，以及备受好评的“千里江山图3.0”动态艺术展。其中，故宫博物院宣教展览也属于研学展览的一种，通过五个单元——古建撷英、华服熠熠、海天交错、钟声悠扬、城中四时，从故宫建筑、朝服朝珠、故宫中与海洋及天文相关的文物与器物、钟表、二十四个节气与故宫宫廷生活的关系等方面，带领观众感受故宫教育的魅力，了解故宫红墙黄瓦间的文化。
良好的博物馆研学需要将参与者的思维创新开拓通过不同的形式开发，而研学体系的构建能够将博物馆教育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融合的设计，也有利于打造博物馆有厚度、有温度、有广度的社会文化品牌。陈晨也特别指出，博物馆对研学体系构建要找准自身定位，量力而行，“特色”不等同于“共色”，做出亮点与差异才是博物馆研学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