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在中国的古建筑上，多缀有匾额。
匾额把中国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匾额按用途分大致有以下几类：官匾、寿喜匾、门匾、庭院匾、牌坊匾、商号匾、文房匾等等几类。
官匾，是官员为表白为官初衷和抱负，喜用悬金匾形式昭示民众，并以此为鉴自勉。官匾多悬于公堂之上，内容则以表白为官清廉勤政者居多，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
寿喜匾，是民间的礼节和风俗，在人际交往中常用来赠与，如祝寿时的“寿比南山”，建屋落成时的“华堂永昼”，添子的“文曲星耀”等等。
门匾、庭院匾、牌坊匾，实际上是建筑物的一部分，用来指代地址，或者当地的自然与人文风光，如故宫每个大殿的殿名匾，“钟灵毓秀”、“紫气东来”之类。
在闽粤台等地民居的大门口、厅堂或楼房上，往往悬挂有与姓氏堂号有关的匾额，如姓张的家族一般用“金鉴千秋”、“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龙衍派”等等。
商匾，是商家字号用来招揽生意的“广告”，其用字遣句皆寄寓吉祥如意、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美好愿望。如绍兴酒楼上挂有“太白遗风”、“刘伶停车”匾。
现代商家所悬匾额更是推陈出新，巧构妙句，如饺子馆题匾“无所不包”，当铺题匾“当之无愧”，音响电器行题匾“一呼四应”等，都含蓄多趣，耐人寻味。
而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文房匾。
严格意义上讲，文房匾额并不算在家具的行列，但是因为其材质和木器总有扯不断的关系，加之历代文人的玩味，逐渐成为了家具、文房类收藏家们关注的对象。
文房匾，即书斋之匾额，约产生于唐宋时期，但其悬挂之风兴起却是在明清两代。
古时的读书人，尤其是出仕做官的文人，其读书治学，都会辟一间清静小室作为书斋。
出于审美需要，或者是标榜自我之所需，通常会在书斋的大堂或者墙壁上悬挂匾额，这便是文房匾。
古人为了彰显意趣和文化品位，还会结合书斋的实际环境以及个人的生活际遇，为书斋起一个很个性化的名字。
用木板镌刻，悬挂在书房门口或墙壁上，既可以起到警觉戒慎和自勉的作用，又可标榜主人的高远志向和节操，展现出一种平和典雅的芸窗之美。
明代中后期城市兴旺，工商业繁荣，财力雄厚的商人大力营造私家园林的同时，又“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
有钱又有文化追求的商人，聘请名士为自家的亭台楼榭题匾，为造景增色，一时蔚然成风。
这种做法也被文人效仿。为书斋题匾，高悬于门户或书房的墙上，发激扬之义，立奋发之志，渐成时尚。
不少文人出书结集，也是沿用自己的斋名作为书名，如祝允明的《怀星堂全集》，顾元庆的《夷白斋诗话》等。
斋名甚至成为许多文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别号，文房匾也由此发展成为中国书斋文化的一个独具韵味的组成部分。
文房匾多用长方形木板，也偶有石板或竹子。
文房匾以素面为主，文字多为镌刻，也有镶嵌鎏金铜字，或以腐蚀、烙烫等工艺制作的匾额，字体古朴，俨若石纹，称之为“擘窠书”或“署书”。
除了书斋名，一些匾额还会在旁边用小字镌刻题跋，阐述斋名的来由及出处，或加刻一段诗文短语，并在落款处，把书写者加盖的钤印也以镌刻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诗文短语、题跋印章，精而不繁，朴而不简，配以斋名的擘窠大字，有丰富整体、增强艺术魅力之效，可以很好地起到点缀与美化书斋的作用。
因文房匾有修身自省、陶冶情操、丰富艺术修养的作用，清代的文人名士、贵族之家都把文房匾视为不可缺少的装饰，否则便觉寥落无趣。
近代的许多文化名人，其风流才情，也在各自的斋名匾额当中有所展现。
如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书塾挂“三味书屋”木质横匾，用语切当，意味深长；如林则徐书斋悬有“制怒”匾额，自警待人处事要冷静慎重；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块匾额，更是寓意深刻。
与其他的书房文玩相比，文房匾除了审美赏玩，并不具实用性，而且也不是每一块文房匾都值得收藏，故选择要以精品为主。
现在越来越多的收藏爱好者把过去的文房匾额悬挂在自己的居室之内，搭配以传统的古典家具，整个空间环境隽永弥香。
如果有幸淘到文字寓意极佳的牌匾，更是视为珍宝，以匾额上的文字自我激励，自我约束，把对生活的理想与信念永远挂在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