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伯施曼是国际学界公认的第一位以现代科学方法记录、考察并著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古建筑与文化内涵的德国建筑学家与汉学家，长期致力于我国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
他历时二十多年，行程数万里，跨越广袤的中华大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录和图像资料，出版了至少六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
《中国建筑和宗教文化》（三卷），正是伯施曼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研究的代表作。
伯施曼的中国考察显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东进殖民的过程，各国学者也陆续来到中国内地，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进行考察。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考察混杂着多重动机，既包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也包括对东方文物的觊觎以及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
以往学界较为熟悉的是当时各国在中国西北地区展开的考察活动。如德国在1902—1913年，由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分别率领的四支吐鲁番考察队，在我国新疆地区获取大量古代艺术品和文献材料。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和当地居民留影（中坐者：格伦威德尔右靠墙者：勒柯克）
和英国的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科莱门兹、科卡诺夫斯基、科兹洛夫、奥登堡及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一样，他们除了获取大量中国古代文物文献之外，也留下了丰富的考察记录。
除了西北考察之外，西人的考察范围也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在伯施曼之前踏遍中华大地的德国学者是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冯·李希霍芬，1868年到1872年，他先后七次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回国之后，从1877年开始，他先后发表了五卷带有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这套巨著是他四年考察的丰富实地资料研究的结晶，对当时及以后的地质学界都有重要影响。
伯施曼的考察和研究则有不同，重点在中国古代各种建筑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精神。
清末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身为异国人的伯施曼很早就意识到保存文化遗产的紧迫性：
“可是，就像强占国土一样，白种人同样会强迫中国人接受现代化的机器与建筑，其本土文化传承由此不复存在。寺院沦为瓦砾，宝塔化为废墟，一如它们今日正在经历的这般。”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是站在尊重彼邦文化的立场上力图保存中华文化传统的，“感谢数千年来几乎未曾改变的内涵传承，原始而古老的素材被完好保存在中国的风俗、礼仪与建筑之中，呈现于我们眼前。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认真阅读、感悟这些素材。”
《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德]恩斯特·伯施曼著
本书第一卷中，作者选择了观音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对普陀岛的概貌进行了介绍，重点对普济寺、法雨寺、佛顶寺的建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录，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寺及岛上的宗教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普陀山》
作者在考察法雨寺玉佛殿的观音像时，就欧洲与中国在雕塑领域所秉持的艺术观作比，指出与欧洲重视艺术品本体相反，中国的佛像雕刻却具有生命内涵与现实意义。
他认为，中国匠人并不完全遵照自然主义写实风格，对佛像进行一板一眼的临摹重复，而是倾向于以某种艺术风格，很多时候甚至是较为奇伟瑰丽的风格，将神祇形象与普通凡夫区分开来。
▲佛顶寺大殿主坛
在他看来，中国人是艺术风格塑造与表现领域的大师，“西方的自然主义雕塑只是丧失了创作意义与生命动力的呆滞物体，而反观中国雕塑艺术品，虽然其风格略为固化，在不同文化圈的西方人眼中稍显千篇一律，却仍然彰显着生命力与表现力，是一个富有生机的活体。这也许就是‘理念’对阵‘形式’的胜利。”
作者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尊重之情，溢于言表，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多处可见。
“所以，赶在这些含义深刻、样式繁多、常常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国构造建筑杰作，还未在种族交流大潮中，如明珠蒙尘般被完全抛弃湮灭之前，我们应当以绘画、文字、照片等形式，保留下它们的光芒。很遗憾，中国大地上的建筑此刻已直面消亡的威胁，因此，时不我待。对建筑师而言，这项科学研究更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作者说出了自己的期望，“若德国人能将自己的勤奋与资金投入到这项梦幻的任务中，通过有条不紊的研究，在中国建筑艺术领域做出卓越贡献，那么这将是1900年远征在科学、艺术领域带来的后续影响，也将成为在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之外，远征结出的另一枚耀眼硕果。如果我们的政府能放眼长远，引领中国艺术史研究，世界学术界将因此受益良多，德国人民将因此受益良多。”
本书第二卷中，作者以祠堂为研究对象，参照欧洲梳理建筑及艺术文物的思路，按地域省份分类，有计划地归纳整合这些传统的中式庙宇。
《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祠堂》
从早期的尧、舜、禹，到著名的历史人物介之推，三国时期的刘备、庞统、诸葛亮、赵云、关羽，从象征国家级祠堂的文庙到地方氏族的宗祠，通过作者细致入微的记录，人们得以窥见数千年来中国的民众如何从普通生活中提炼升华杰出人物与非凡事件，将其在宗教层面奉为神祇并赋予其神话色彩，得以窥见渗透进中国这片土地中的方方面面的宗教观念。
这些祠堂的建造，使得古老的英雄人物至今还有血有肉地存活于大众之中，使得后世的记忆永远鲜活如新，由此整个民族本身也成为一段鲜活的历史。
▲成都府武侯祠，位于蜀主刘备墓前方开放式二号门厅
地方建筑如何体现“仁、义、礼、智”的国家思想学说，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何被民间记忆而进一步神圣化，神圣而不可亵渎的英雄人物如何高高凌驾于众生之上接受后世膜拜，又如何维系着基层与国家之间的纽带，端赖作者如椽妙笔而再现。
在第三卷中，作者系统描述了550多座宝塔和塔群，将它们按照形制、所在区域和历史排序，勾勒出了中国宝塔建筑的大致面貌，并试图从中窥见中国佛教的历史走向，堪称“中国宝塔史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梳理，呈现出它的全貌”。
《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
作者除了利用传统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外，也利用了当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如瑞典学者喜仁龙有关中国艺术的著作，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编著的《中国佛教史迹》等，为全面展示中国大地上的宝塔建筑艺术奠定了极为深厚的基础。
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系统整理不同时空宝塔资料的难度，为了避免研究可能会走上歧途，作者首先要从宝塔的形制着手，尝试将造型完全相同或近似的宝塔归在一起，从而对宝塔进行形制上的分类，将各种不同形制的宝塔由过渡的造型联系起来，同时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某些特定造型的宝塔与某些地区的景观密切相连。
▲福建福清县大塔
通过将每种形制的宝塔按照时间和空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并为之找到相应的实例进行分析和归纳，才有可能去分析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单座宝塔及塔群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为描绘中国宝塔的整体图景打下基础。这无疑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正如李希霍芬的《中国》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直接促成了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确立了民国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基础一样，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系列同样具有学科奠基开拓的意义。
▲西安大雁塔
由于战火硝烟、历史变迁等导致的古迹消逝，伯施曼的照片、拓片及临摹的图画，成为中国诸多文物古迹、偏远地区少见甚至是唯一的原始资料，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成为后人无法逾越的中国古建筑史领域的里程碑。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都深受伯施曼学术成果之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天坛祈年殿合影
今次，中国画报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本套书，可谓独具慧眼，而译者认真细致的翻译与补缺工作，尤其值得表彰。
自2005年以来，海德堡大学艺术史专家雷德侯教授领衔开展了新一轮的中国佛教石刻调查与研究，主编《中国佛教石经》系列书籍，正陆续面世，而本书的出版发行无疑正续写着中德学术交流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