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从古至今，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证据对于最终裁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古代，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科技条件的限制，官员在处理刑事诉讼时，往往特别注重口供，甚至视口供为“证据之王”，因此在许多案件的定罪量刑过程中，为了获得口供，往往对涉案人员进行严刑逼供，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鉴于此，宋朝政府在建立国家制度时，就尤其重视司法体系的建设，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证据制度，将书证、物证，还有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死亡鉴定结论等都归入证据链条，用更加严密的制度避免“屈打成招”的案件，维护司法公正。
在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宋代司法制度中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就非常值得一提。各级司法机关如需要证人到庭作证，是不能擅自派人拘拿的，必须将证人的详细情况及案件通报证人居住地的主管机关，得到许可才能带走证人。其次，司法机关录完证人口供之后要及时还证人自由。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就规定，参与案件审理的证人，监管不得超过五日，且要保护人员安全，否则相关人员要受到处罚。从法律层面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是宋代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
《宋刑统》中规定，在刑事断案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凶器、尸首等相关物证才能最后定案。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罪犯的口供，也可以根据物证定罪。在相应的司法实践中，即使犯人已经供认犯罪事实，也要查找相关证据，以免造成冤狱或牵连无辜。
仁宗朝，张亦担任洪州观察推官，县里面发生了一起盗贼纵火案，一直未能破获，成为悬案。三年后，官府抓到一名盗贼，承认三年前就是他放的火。但官府并未就此定罪，而是继续追查他的纵火工具，由于发现案犯提供的纵火工具与实际不符，最终查明前案并非他所为，而是另有其人，并根据纵火工具的线索成功破案。这是宋代物证的效力超过口供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民事诉讼中，宋代各类文献记载的案件证据可谓多种多样，其中最能反映宋代特点的则是书证，包括各类契约、遗嘱、订婚贴、宗谱、图册帐籍、书信等。由于书证的重要作用，为了防止文书伪造，在审案过程中，辨别书证的真伪是官员审案的关键环节。官府在使用书证之前都会进行检验，以查明真伪。
如果官府不能查明书证真伪，则委托书铺鉴定，书铺要对鉴定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宋代的书铺可不是卖书的铺子，而是为当事人代写各种书状的场所，同时还扮演着鉴定、公证的角色。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在眉州有一起孙延世伪造契约夺取族人田产案，九陇县令章频经过仔细检验，发现契约上字墨覆盖在朱印之上，于是断定契约是孙延世先盗取印章，再添加内容作伪，从而使案件真相大白。
宋代对证据的重视，突破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证据观念。这些领先时代的做法不仅仅提高了审判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司法制度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