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衣服及其装饰的总和泛称“服装”或“服饰”，且还能描述个体着衣后的状态。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衣？人类为什么要穿衣呢？不可否认，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及印度等古代文明国家的有据可查的着装及饰品，与我们现今的各种各样的服饰之间确实地存在着丝丝缕缕的联系。如果我们以云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现象为例来审视这一问题，又会怎样呢？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参差不齐，呈现出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特定的人类服饰特征，表现在服饰的方方面面。
当然，探究衣服的起源固然重要，不过就现今而言，通过认识衣服的发展及衣服文化的变迁，进而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这似乎更有价值。人类社会从最初的蒙昧状态缓缓前行，服饰与人相伴相依，服饰从最初的雏形发展完善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衣装；人体从裸态的彩纹绘身，继而是草叶裙披、兽皮披挂，这些覆盖物作用于人体表层，既可抗寒，又可护体。随着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狩猎地域的拓宽与食物来源的更为丰富，衣的制作成为了生活手段和经济手段。
新石器时代所形成的定居农耕生活，又使天然纤维的使用成为一种可能和必然，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造纤维的出现；衣与人逐渐融为一体，人的生存离不开衣，人欲达到的各种生活目的及其为之而奋斗的整个过程都需要衣的扶辅。总之，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变迁与人类衣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从服饰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服装的需求不仅仅限于遮体防寒，还要满足人类在其他方面的更多要求。”人类穿用服饰的目的当是服饰起源的基础，从服饰起源的多元性可知服饰的目的必然也是多元的。
其实，衣的功能除了对人类自己的身体进行生存保护之外，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服饰及其功能也不断地在分化和逐渐加强，衣服最初的纯粹实用性及其宗教作用逐渐向装饰性及象征性过渡，服饰涵义逐渐丰富，并具有了深层的内涵：装饰审美、礼仪道德、示类标识、拟扮装身等等。也即是说，服饰的“变化”实质上已不仅仅是其最初的保护身体及维持生命的目的，这一目的自始至终都是变化最小的。
在评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物质价值时应重点剖析其思维过程，即服饰文化中的科学性思维过程。这一思维过程是检验少数民族服饰质量优劣的标准。正是这种“思维”的导因，使得民族服饰能基于并不算高的纺织水平及纯粹的手工加工基础，完成一件件不同凡响的服饰“作品”，以适应自然、适应社会。这一完成过程因为所依赖的生产力水平及物质条件的滞后，而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完成”过程大相径庭。这一系列奇思妙想的思维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切入点，同时，这也正是云南少数民族在物质文化领域所创造的宝贵财富之一。
毫无疑问，一概而论地拿成品质量的精良与否以及穿着功能的舒适程度与现代成衣相比较来衡量少数民族服饰的物质价值是不合时宜的。通过以上关于服饰诞生过程的分析，我们能够了解到服饰与生俱来的外显特征首先表现为实用性和科学性的“物质”（这是服饰成立的基础），而后还着重表现为审美性、装饰性和象征性。于是，服饰超越了其本身最为基础的单纯的物质价值，而融合了人类理性和人类情感的意蕴，服饰伴随着人及人的精神而将“人”的形象塑造得更加趋于完美。
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所承载的精神功能有可能越来越突出。例如，服饰的艺术及其审美特征也许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彻底否定服饰的物质实用功能，“衣”的实用功能往往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而遭遇忽视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谈到“服饰文化”似乎只是一味强调其精神功能的承载，而很少提甚或绝口不谈其物质本质，衣的“物质文化”似乎只是现代成衣工业领域的专利。
总之，这种有失偏颇的看法在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方面并不算少数。实际上，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衣的要求的确更多地表现为首先注重其审美特性，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使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类与衣的关系也绝不可能仅仅表现在精神方面。不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物质实用关系一直是、而且今后将仍然是衣存在的基础，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抛弃自身对服饰物质实用功能的根本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