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衣冠文化源远流长，它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和社会潮流的变化不断吸纳新的元素，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服饰文化体系。
自周朝起，朝廷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服饰礼制；魏晋时期，社会追求洒脱之风，汉服呈现出飘逸之感；到了隋唐，汉服不但继承了传统，而且吸收了从丝绸之路传来的胡服元素，配色大胆，面料也更加丰富；宋朝的审美偏向于质朴、内敛，用色柔和，讲究协调，这也使得宋朝服饰如同宋词一般精致婉约。时过境迁，汉服经过不断地蜕变延续至明朝，最终进入了鼎盛时期。
01、服饰制度的重新修订
明朝汉服以款式繁多、古朴典雅而著称，为华夏历代衣冠之集大成者。明太祖朱元璋依照汉族“上承周汉，下取唐宋”的传统，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朝廷不仅延续了周秦以来的朝服，而且还沿用了两宋的公服，同时自创了具有本朝特色的常服和赐服。自明朝弘治皇帝以来，国家对文官十分重视，加之经济繁荣，士大夫阶级崛起，从而吸收了历代巾帽与服饰之精华。独特的衣品审美与别具一格的明式家具构筑了当时的社会新风尚，甚至对周边的藩属国朝鲜、安南和琉球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世祖出猎图》中元世祖（中）所着服饰上的龙纹图案
02、明代服饰对元朝的继承
明太祖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主张，但也在登基诏书中提到“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朱元璋在登基诏书中承认了元朝的正统地位。虽然其主张“革除胡制”，服饰取法周汉至唐宋，但实际上仍继承了部分前朝建制。
（一）纹饰上首开龙纹、胸背
龙纹图案自古有之，但首次将龙纹用于服饰装点的正是元朝统治者。龙纹图案最早见于《元世祖狩猎图》中。“龙袍”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朝陈孚的五言诗《八月呈学士阎静斋赵方塘》中：“风清双雉扇，天近五龙袍。”在此之前，并无“龙袍”概念，也无“龙袍”实物。目前由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唐太宗像》，因画像上没有任何印章文字，故而传说是宋代或明代画家临摹唐朝宰相阎立本的画作。阎立本在《步辇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所绘制的唐太宗形象为：头戴软脚幞头，身着赭色盘领袍，并无龙纹。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后，也只是“黄袍加身”，而非“龙袍加身”，两宋帝王的坐像同样是盘领袍，未见龙纹。
北京故宫藏《明宣宗行乐图》中明宣宗身着曳撒罩甲
在元朝之前，历代对使用龙纹的管制并不严格，诸如，西汉宗室大臣刘向所提“叶公好龙”、汉末诸葛孔明称“卧龙”、南梁张僧繇的“画龙点睛”、南宋陈容的《六龙图》等。自元朝开始，龙纹才正式被皇家垄断，民间不能随意使用，后被明室沿用。
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在衣服前胸后背织出的方形图案，被称为“胸背”，其所选纹理并不固定，是明制官员常服补子的前身。
（二）形制上带入曳撒
元朝以前，中原汉地的百姓着汉服、书汉字、说汉语。汉人男子盘发而束，服饰交领右衽、大袖，遵行衣裳制，即把上衣和下裳分开来裁，上身穿衣，下体穿裳；蒙古人则髻发结辫，服饰交领左衽、窄袖，形制上下连体。
蒙古族的质孙服，汉译为“一色服”。其原本为戎马骑射之用，天下大定后成为宴饮礼服。勋戚大臣、近身侍卫获得赏赐即可穿着，乐工、卫士亦可穿着。质孙服形制受汉风影响为交领右衽，袖口为传统窄袖，明朝后因“一色”谐音，故又称“曳撒”。在缂丝制《大威德金刚曼陀罗》图中，元明宗、元文宗兄弟所穿曳撒形制，与《明宣宗行乐图》中骑射的明宣宗所穿服饰颇为相似：袍服为朱，双臂绣有织金龙纹；不同的是，明宗、文宗外披半臂褡护，宣宗则着无臂罩甲。
受元朝影响，明朝的曳撒除了被皇家所用外，最初仅限于近卫的宦官与锦衣卫。即便是获得赐服的官员，也须将曳撒的袖口改为琵琶袖后方可穿戴。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宪宗的大帽曳撒
（三）冠帽上开创大帽、珠饰
元朝皇帝所佩戴的大帽形制又名“钹笠帽”。帽体呈圆形，帽檐伸出且向下倾斜，因形似铜钹而得名。帽顶用宝石作为装饰，插上翎羽，两侧有帽珠连为一体，明朝称其为“垂缨”。
受皇帝影响，贵族喜欢搜罗珍宝点缀在帽顶和帽珠之上。元朝皇太子的帽顶用金镶宝石加以装饰，这与出土于明代梁庄王墓中的文物十分相似，其帽珠是由枣核形大珠和圆形小珠相间串联连而成。
在《明宣宗行乐图》和《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两位帝主的大帽则是帽顶金镶珍珠或宝石，帽两边各配几颗小珠。由此可见，明朝冠帽的样式也由前朝继承而来。
03、宗主国大明对属国朝鲜的影响
作为宗主国，明朝在衣冠制度上深刻影响着朝鲜。朝廷之上最常穿的是朝服，常为朝鲜所效仿；朝鲜百姓也向明朝看齐，巾帽、衣饰无不仿制。
（一）朝服
朝服为文武百官最重要的服饰，主要用于朝会、大祀、冬至、正旦等重要场合。明朝皇帝的朝服主要有冕旒衮服（合称衮冕）、通天冠服和皮弁冠服3种。
通天冠服较少使用，冕旒衮服承袭于周秦。据《周礼》记载：“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冕旒的本体为冕，垂下来的珠串为旒。一般来说，帝王冕前后各有12根玉藻，最初是由朱、苍、白、玄、黄各色玉珠进行编串，每颗珠子之间相距1寸，后来也有选用白玉材质的；太子用11旒11珠，而亲王及诸侯则只能用9旒9珠，卿大夫所用旒珠数量比诸侯更少。因此，明朝时期可以通过旒珠数量来确定官员的职级，可谓以“帽”取人。
陇西王李贞与岐阳王李文忠父子的衮冕像是目前唯一存世的明朝诸王衮冕像实物—头戴九冕旒，九章衮服中龙纹摘去一爪，与《大明会典》中记载的“衣绘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纹，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纹”相吻合。在山东鲁荒王和湖北梁庄王的墓中也曾出土过九冕旒，以赤、白、青、黄、黑五色彩玉装饰前后，用墨玉点缀左右充耳。
皮弁冠是仅次于冕冠的礼冠，一般用于皇帝会见使节、大臣或祭拜、祈福等场合。皮弁冠最外层覆盖着黑纱，上面有12条梁，每条梁内钉有包金竹丝一缕，并缀以不同颜色的玉珠。冠的发髻处插有玉簪，并系红丝带，身着绛纱袍、赤罗裳，腰间配玉组绶带，手持玉圭。从鲁荒王与梁庄王墓中出土的皮弁冠来看，其帽梁上同样饰有五色彩玉。
朝鲜国王为明朝皇帝的臣子，因建文帝赐封亲王而获赐九冕旒九章衮服、九梁皮弁冠与绛纱袍作为朝服。受战乱影响，皮弁冠服与衮冕画像未能保留下来，仅有太祖李成桂、英祖李昑、哲宗李昪等几位国王的常服像留存至今。
百官头戴梁冠，身着赤罗朝服，缘边为青色或黑色，上衣下裳形制，右衽交领，手持象牙笏板，腰间配玉组。唐朝称梁冠为“进贤冠”，明朝则以冠上的梁定等级，梁子越多等级越高，最高一品为七梁。
与百官的朝冠不同的是，公候等有爵位的功臣以及驸马，则头戴笼纱貂蝉冠，以示级别更高。
朝鲜朝服仿制大明，其不同之处在于朝服缘边为黑色，到了后期右衽绳结位置偏腰间，赤罗裳偏高。
山西稷益庙壁画明代官员公服形象
（二）百官公服
百官公服形制取自两宋，为官员当值时所穿，其沿用了两宋时期的直翅幞头，身着通体一色的大袖右衽盘领袍。因明朝皇室为朱姓，加之古有“恶紫夺朱”之说，故明朝公服颜色并没有沿用唐宋以来的“紫绯青绿”，而是禁用紫色，四品以上官员袍服为绯色，七品以上为青色，九品以上为绿色。
起初，幞头双翅保留了宋朝的直翅，自明朝嘉靖时起双翅末端翘起，演变为明末的展翅幞头。明朝公服并未对朝鲜产生影响。
（三）常服
明代常服为常朝视事所穿的服饰，即非重要场合之服制，如经筵讲学、官员雅集等。常服样式对后世戏曲装扮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民间百姓没有机会见到君臣上朝与官员坐班的场景，便误以为常服为唯一服制。
明朝皇室男子，不论皇帝、亲王、郡王，均可头戴乌纱折上巾，又名“翼善冠”。其原型为唐朝的软脚幞头，将帽后两翼上翻。受明朝影响，朝鲜王室只允许国王与世子佩戴，王子、大君等只能与百官一样戴乌纱帽。
皇帝的常服因绣龙纹俗称“龙袍”。明太祖至明宣宗时期，形制皆为窄袖右衽盘领袍，其色明黄，前胸后背及左右臂各绣有一织金五爪团龙纹。朝鲜国王因受到明朝皇帝御赐，特许以织金四团五爪龙袍，但服色禁用明黄，可用绯与青。明朝皇帝的常服此后又经明英宗、明孝宗、明穆宗三次改制，纹饰与形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朝鲜国王仍保留无饰翼善冠，袍服依旧为织金四团五爪龙纹。
朝鲜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常服图
清朝时期，朝鲜国王翼善冠的帽山变得高耸，到了清末帽山又回归平常，袍服形制仍为盘领，窄袖渐变为大袖。
明英宗至明宪宗时期，常服仍保持窄袖形制。随着织造技术不断进步，袍服色泽偏向赭黄，五爪团龙纹以缂丝代替织金，龙纹图案由单一金线逐渐变得丰富多彩，同时将衮服的十二章纹应用其中。
在明孝宗弘治继位时，大明立国已过百年，承平已久，明朝也由明太祖朱元璋（洪武）时期的“尚武扩张”变为“崇文求治”，常服形制开始改变，窄袖改为琵琶袖。
明穆宗隆庆登基时，适逢大明立国200年，朝廷为了将皇帝与王爵的常服加以区分，便在翼善冠上增添了“二龙争珠”的装饰，同时将琵琶袖改为阔袍大袖，越来越长。
在明朝隆庆新政以及张居正改革失败后，万历帝掌权，此时的大明依旧欣欣向荣，留存的常服画像款式也较为多样。除了传统的赭黄龙袍服画像外，还有紫色龙袍画像和青袍画像存世。
立国之初，百官常服形制为乌纱帽，窄袖右衽盘领，袍服用色不拘，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定补子图案：“公、侯、驸马、伯：麒麟、白泽；文官绣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绣兽，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同时，对常服颜色进行了如下规定：“四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青，九品以上服绿。”人们可以通过补子的图案及服饰颜色区分官员等级、尊卑。
明太祖至明宣宗时期，乌纱帽效仿唐幞头，软脚下翘，盘领袍前胸后背绣有织金补子，故又称“补服”。同时期，朝鲜由于建国较晚，乌纱帽效仿明朝，常服则参照洪武初年的样式，窄袖盘领无补子，用色不拘。
正统至天顺时期，大明衣制不变。乌纱帽后，两翼渐渐平直，薄如蝉翼；朝鲜常服的乌纱帽向明朝看齐，盘领袍加织金补子，右衽、窄袖，但作为明朝属国，常服不得使用绯色，而是次一等的青色、绿色，补子降两级，正一品官员的补子为三品的孔雀，百官依次降级。
梁庄王金雷丝镶宝石帽顶
成化至正德时期，乌纱帽形制再次改变：帽后两翼加厚，帽山扁平。此时大明官员补子开始出现彩绣工艺，与织金并存，窄袖改为琵琶袖；朝鲜则同样在乌纱帽后两翼加厚，帽山往前微翘，但仍沿用织金补子，窄袖。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乌纱帽帽山变得高耸，形制仍为琵琶袖，织金与彩绣补子并存，交领补服与盘领补服并用；朝鲜则仍沿用成化至正德时期的扁平乌纱帽，补子开始出现彩绣。天启至崇祯时期，高耸的乌纱帽逐渐改回扁平，但双翼变薄。由于朝鲜经历了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以及后金两次入侵（丁卯、丙子胡乱），国力羸弱，乌纱帽只能沿用成化正德时期的款式。
明朝灭亡后，朝鲜乌纱帽采用嘉靖万历时期的高耸纱帽，一品官员也开始使用仙鹤补子，彩绣，但服饰颜色依旧“只此青绿”，不敢僭越用绯色。清乾隆时期的《万国来朝图》中，朝鲜国“夷官”的形象与同期朝鲜画像大相径庭：竟是一身乌款式穿戴。其官帽两翼较薄，帽山较扁平，与正统至天顺时期形制相似；常服交领，类似嘉靖至万历时期风格。
自清宣德至光绪时期，朝鲜官员青绿色的补服颜色是唯一不曾改变过的，即使曾为大君的国王英祖（清乾隆时期），抑或是国王高宗生父李昰应（清光绪时期），皆无绯袍画像存世。
（四）大帽
明洪武至宣德时期沿用元朝大帽，不论宗室、百官、士庶皆可戴之，但对官民的帽顶、帽珠材质作出严格规定：唯有军官可在帽顶插上翎羽。
明正统七年（1442年）有官员上书：“中外官舍军民，戴帽穿衣习尚胡制，语言跪拜习学胡俗，垂缨插翎、尖顶秃袖，以中国之人效犬戎之俗，忘贵从贱，良为可耻。”明英宗因此废除了帽顶和帽珠，面向全国颁行禁令。朝鲜作为属国并未效仿，而是保留“垂缨插翎”。此后明朝士庶大帽仅以两条系带虚束于颔下，大帽可作百搭之用，士人大夫喜欢搭配盘领袍或道袍。
在清乾隆时期的《万国来朝图》中，朝鲜大帽已无帽顶和帽珠，但仍保留插翎；《皇清职贡图》中朝鲜国民所戴大帽仍为圆顶，帽檐变阔，与同期朝鲜画家金弘道的风俗画中，朝鲜士庶所戴大帽帽檐相似；不同的是，平顶大帽的帽檐到了20世纪开始变窄。
《陆文定公人物画册》 中陆树声幅巾深衣像
（五）幅巾深衣
《礼记·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儒家十分看重的先王法服，其特点是上衣下裳连接，深藏不露，大袖、右衽、交领；腰间系有大带，幅巾则以整幅帛巾束首，余幅垂长至肩。
明朝尊儒尚道，追慕古礼，士大夫自然对幅巾深衣推崇备至，不论祭祀、燕居、雅集皆穿戴整齐。属国朝鲜衣冠悉同中国，朝鲜大儒和国王高宗生父大院君李昰应都留有穿戴幅巾深衣的画像存世。朝鲜深衣是照搬过去、改动不多的汉家衣冠。
（六）道袍、东坡巾、四方平定巾
明朝道袍并非道士之服，而是士大夫居家外衣。形制为上下通直，不分衣与裳，常镶白色或素色护领，交领、右衽、大袖，衣身两侧开叉，为百搭之服，可搭配各类巾帽，如东坡巾、四方平定巾与大帽。
朝鲜道袍参考明制，不同的是右衽系带偏腰间，看起来比明制更为宽松飘逸，大多搭配东坡巾。东坡巾传言为苏东坡所创：巾制四墙，墙外重墙，比内墙稍窄小，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戴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明朝士大夫通常会在道袍外加一件大氅，以追求羽化飘逸之感。
大氅对襟大袖，整体宽大且有系带，由于朝鲜道袍已经较为宽松飘逸，故无须搭配大氅，因而未传入朝鲜。
朝鲜东坡巾相对明制变化较大：内外四墙，上阔下窄，显得高耸。
除了东坡巾外，明朝士大夫在着大氅道袍时也喜欢搭配四方平定巾。这种头巾与东坡巾不同的是：四墙有角，但无外墙。朝鲜留存着李昰应佩戴四方平定巾的存世画像，但较为少见。程子冠，为朝鲜特有，传言为程颐、程颢所佩戴，外翘尖角如花瓣，状如多角。
（七）网巾
明太祖朱元璋听道士言“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于是诏令天下无贵贱戴之。从此，网巾作为明朝男子束发之用。宗室、官员、士人会搭配其他冠帽，一般“深藏不露”，而平民百姓则会单独使用。明朝《十八学士图》中，有一官员身着补服，将网巾外露，发髻搭配小冠，为国内罕见。
由于男子皆戴，朝鲜又悉从上国，因此网巾对朝鲜民众影响颇深。
网巾两头直通，上小下大，皆有网绳扎紧，上口束于髻，下口与眉齐，耳朵两侧有网巾圈。明朝天启时期，出现拉开上口网带，只系紧下口的做法，称“懒收巾”。从朝鲜画家金弘道的风俗画来看，普通平民网巾与天启以前区别不大。朝鲜士人大夫的网巾两侧一般包有黑色的布，只将额头面的细网露出，耳朵两侧的位置有两个贯子，刻意让网巾外露出冠帽，起到装饰作用。
《马林画像》中马林着斗牛服
《于慎行宦迹图》中于慎行盘领袍款蟒袍像
04、朝鲜半岛没有的赐服
明朝增加一种赐服，形状似龙，作为颁赐臣下的荣耀，赐服依次分为蟒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四等，蟒袍最高，麒麟为尾。
朝鲜国王同为明朝皇帝臣下，位同亲王，没有颁赐资格，加之赐服所需缂丝工艺为南宋以来江南独有，朝鲜并不具备织造条件。
《尔雅注》言：“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蟒纹与龙纹最大区别是四爪，仅次于龙，因而尊荣无比。最先获赐的是皇帝近身的宦官与锦衣卫，但弘治帝登基后崇尚文治，遂开先例将本属近身宦卫的蟒袍下赐辅臣。
弘治帝驾崩后，接任的正德、嘉靖二帝皆为少年天子，君弱臣强，蟒纹滥用严重。明朝中后期，朝廷虽三令五申对赐服穿着进行规范，但效果甚微。
明朝蟒袍纹理上以行蟒居多：胸背、两臂各有行蟒一条，下身膝襕处或绣有二蟒争珠，或绣有多条行蟒，行蟒附近有江崖海水装饰。从形制上分为3种：第1种是传统的曳撒款，服绯，但百官袖口为琵琶袖；第2种是盘领袍款，服绯，类似常服；第3种为明朝后期独创，道袍款，服青。万历以后，原装饰于行蟒附近的江崖海水纹出现于裙摆处，并对清朝产生影响。
飞鱼服本为明朝宦官、锦衣卫所用：龙首鱼身四爪，与蟒袍近似，不同的是鱼尾，常见为曳撒款，服绯，也有茶色袍。
斗牛服比起前两者较易区分：龙首牛角，常见是盘领袍款，多为绯袍，也有青袍。
麒麟服也易辨认：饰龙首牛尾马蹄，常见是曳撒款，服绯。
清朝入关后，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从此，街上再也见不到那唯美的汉服身影，转而却是身着圆领大衣襟的满族人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在那圆领大衣襟盛行的年代，人们已然忘记了汉服最初的模样。明制衣冠或长埋于黄土丘坟，或深藏在孔府私邸，或留存于画像之中、宫庙之壁；乌纱蟒袍，沦为戏台装扮……
01《南京兵部尚书郝杰像》中郝杰着交领麒麟服
02《于慎行宦迹图》中于慎行着交领麒麟服
03《钱复绘邢阶像》中邢阶道袍款蟒袍像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更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尽管时过境迁，但可喜的是，随着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宣扬，汉服逐渐重新回归到年轻人的视野当中。每逢春夏交替之季、传统佳节之时，在苏州的园林之中、在西湖的断桥之上、在成都的宽窄巷子之间……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身着汉服，在行走。他们热情洋溢、充满自信地游走在中华大地上，仿佛时空穿越一般又回到了衣冠璀璨的风华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