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城区中的寺庙不多，寺庙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也很遥远。
但是在历史上，北京的寺庙其实和胡同社区，和平民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的面貌、角色、功能以及在社区中发挥的作用和现在大不相同。
北京曾经有多少座寺庙呢？
据统计，自1750年至1950年这二百年间，在北京内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后最早修建的城域，即旧城“凸”字形上端部分——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曾经存在过1500座寺庙。
这意味着，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坐落着40座寺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当时北京内城的任意一点上，距离自己差不多150米的地方就会有一座庙。
一条常见的300-500米的胡同里，差不多应该有两三座庙。这个寺庙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场所很多的罗马、巴黎、伦敦等，也无法与之相比。
那么问题来了，1950年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在那之前需要那么多庙，人们用这些庙来做什么呢？
关于中国城市中寺庙的作用这一问题，最先进行研究的是具有外来视角的美国人。
学者霍姆斯·韦尔奇认为，“（中国）寺庙提供的三种公益功能：公园、旅舍和休养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机构提供的。”（HolmesWelch,TheBuddhistRevivalinChina,Cambridge,Mass.,HavardUniversityPress,1986,p.151）
另一位美国学者韩书瑞提出，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外人投诉、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北京构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终有助于形成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共同认同的“北京市民”身份。（SusanNaquin,PekingTemplesandCityLife,1400-1900,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preface.）
“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这对于一个城市生命力的延续相当重要。
怎样有效化解城市中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尽可能让所有人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来共同热爱和建设它，中国古人有他们的解决之道。
具体来说，北京的寺庙曾经承担起市民公共生活的哪些重要功能呢？
首先，说说公园。
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将社稷坛开辟成中央公园（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被称为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公园吗？
法源寺的香雪海在每年丁香开放时会吸引多少人去赏花，至于大觉寺的玉兰、红螺寺的银杏树，一到观赏时节便引来游人如织，这些不就是公园吗？
根据时人记述，晚清光绪年间从正月到腊月，北京人出门游玩儿的目的地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寺庙有关。
（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之“净业寿荷”
清代官员完颜麟庆(1791-1846)的“净业寿荷”图中所绘风景即在积水潭。
画家视点所处位置为德胜门城楼上，画面上距离观者较近的房屋是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
湖边绿树成荫，周围开着茶馆儿、商铺，当时的人们来此处大多就是为了消夏休闲，享受惬意时光。
（清）《点石斋画报》之“佛寺晒经”
寺庙也是图书馆。晚清《点石斋画报》刊载的“佛寺晒经”图上为原宣武区善果寺六月初六日翻经节晒经，信众居民在这一天可到寺中随意翻阅经书。
（清）《点石斋画报》之“帝京胜景”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庙会。同样在《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娘娘庙四月初八庙会热闹非凡。而我们现在的妙峰山庙会也办得很好，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上谈到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寺庙。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我随意选择的北京内城一隅，看看那些
胡同中的庙。
之前说到平均下来，每条胡同里至少有两到三座庙。它们和普通北京市民的公共生活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乾隆京城全图》（局部）西四地区
据《乾隆京城全图》显示，从今西四北头条到西四北五条这片9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能够找到八座寺庙（不含广济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
观音庵
这个庵很有趣，它就建在今西四北大街路中间，这在老北京被称为“当街庙”，也叫“挡街庙”，如同影壁一样，意在挡住煞气。
《康熙帝万寿庆典图》（局部）：图卷由宋俊业、王原祁、冷枚等人共同完成，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清圣祖玄烨六旬正诞，天下臣民为祝皇帝万寿的盛况。图卷画面起于西郊畅春园，止于紫禁城神武门，分上下两卷，每卷长39.39米，全图共表现人物18000余个。
在时人所绘《康熙帝万寿庆典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观音庵里供奉的观音像，当时它的庙门朝向西。
而在《乾隆京城全图》乃至晚清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中，却显示庙门为朝北开。
为什么一座庙的朝向会从西转向北呢？
这和当时的风水观念有关。
这座庙的修建是为了挡煞气，原本相当于西四北五条的影壁。因彼时的西四北大街本不繁华，只是一条供人通行的道路而已。
可是商业，尤其是小商贩事业的发展自有逐人逐利的规律。随着西四北大街临街的房屋都成为铺面房，这条繁华大街的价值也渐渐超过了胡同居住区的价值。
于是很快，这个寺庙就由北五条的影壁变成了北大街的影壁，它的格局也就变成了朝北开门。
这个时候，在庙的南边还加了座位和廊道，供人休息。在它的北侧则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广场，这里成为了此处居民共同认同的一个带有神圣意味的活动区域。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图上可以看出，庙中有一间房子的屋顶上是规格很高的筒瓦，另有一间则用板瓦。
筒瓦（右）与板瓦（左）示意图：筒瓦制作时为筒装，成坯为半，经烧制成瓦。器表饰较粗的绳纹，器内除素面外还有麻点纹、斜方格纹等纹饰，用于庙宇和宫殿等建筑。板瓦由筒型陶坯四剖或六剖制成，瓦面较宽，弯曲度较小，用于普通民居等。
一座庙里有这两种规制不同的建筑，说明这个庙不仅供神，其中还有平民百姓在居住。
其实，在50年代以前，北京大小胡同里都有土地庙、观音庵、关帝庙等，这些庙里很多并没有长居出家人，取而代之的都是胡同里的鳏寡孤独，所以，这些小庙其实还担负着养老院的功能。
在“就地养老”和安置无家可归者方面，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隆长寺位于今西四北三条胡同3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原为汉经厂外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
接下来我们来看隆长寺。这个寺的“等级”很高，它是戒台寺的下院，和当时上层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不仅是戒台寺，据说全国各大宝刹名寺的高僧来到北京多会在此处落脚。
隆长寺距今的最后一次大修由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传说这位皇帝甚至还在这里做过寿。
隆长寺奉千佛围绕毗卢佛造像
那么，这样“高级”的寺庙是否就和普通人没有关系了呢？
事实上，从最辉煌的乾隆朝开始，隆长寺就会把寺中的多余房屋拿出来做庙寓，供外来人或贫家租住。
不仅如此，这座寺中收藏了很多文物字画，俨然一个小型博物馆。逢初一、十五开庙门时，普通市民可进入参观，这里就自然成为了一个绝佳的艺术教育场所。
隆长寺所藏书画文物统计（部分）
隆长寺固然是“上流社会俱乐部”，但是，这个“上层会所”会主动向下层社会敞开大门，这里的空间和财富可以说是由全社会共享的。
西四双关帝庙今昔对比：双关帝庙在北京共有两处，一处在西四，一处在原崇文区茶食胡同。百姓称双关帝庙，是因为在庙中供奉的除关老爷之外，还有岳飞的塑像。
位于西四北大街的双关帝庙始建于元代，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324年，是北京内城内最古老的的寺庙之一，同时也是一座长期由市民自行筹资修建的庙。
民国时，档案中双关帝庙在册僧人只有3位。
但实际上，在这里候着的僧人多达十几位，他们就是所谓的“假和尚”，以做法事为职业。
双关帝庙和周边寺庙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个庙应下法事，其他寺庙的僧人都会来参与。以这些和尚为中心，还聚集起一大批民俗行业，如杠房、冥衣铺、家伙座儿铺（出租婚丧仪典所需用品的店铺）、彩局（扎彩行）等等，他们都分布在白塔寺一带，和寺庙保持稳定的“共生”关系。
有社会史学者说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社会”。
拿北京举例，就是因为存在以上这类大量的熟人经济联盟体，尽管人们普遍贫困，但依然可以通过相互扶持共同生存下去，由此大大增强普通人抵御社会动荡和命运无常的能力。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般来说，做丧事的寺庙也可用于停灵，而同时生活在这些寺庙里的人并不会觉得和棺材“住”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
生者和死者共享一个城市空间，这和当代的城市规划观念完全不同。
它折射出北京内城的胡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世界，人们自打出生就要去土地庙“报道”，然后一辈子和这里的老街坊交往，死去以后，便安身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这意味着，“我”的一生都在这里，“我”的祖祖辈辈和“我”的根就在这里。
社会关系造就了建筑形态与城市状态。
在旧时的北京，寺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把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透过寺庙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我们发现老北京城市生活的三个特点：
其一，旧时北京以胡同为基本社区单元，胡同是生活空间、商业空间，也是行政空间，它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在这里，和职员与家庭主妇不同的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基层社会中扮演了勾连人际关系的核心角色。
其二，围绕寺庙所形成的社区共同体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和自治性。不同行业形成的联盟可以实现良好的自主管理。
最后，胡同是人的空间，一个人往往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爱，在这里死，它为人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文化教育提供了空间，也构成了一个核心纽带。
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人情感、审美和超越的需要。
它和我们的现代化公共机构的根本不同在于，胡同是一个多义性空间，它直接面对活生生的、整体的人，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
至于寺庙，那是一个有“神”在的地方。
这个中国的“神”
是最高道德标准的化身
正因为有了伦理和准则
人才成了人
来源：北京规划展览馆微信号，文章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者鞠熙老师在“规划科普讲堂进社区”系列主题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