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个高潮,这一高潮肇始于康熙(1662-1722年)。康熙是清代皇家园林建设的奠基人,他在思想上为皇家造园树立了典范。园林历史学家周维权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写道:“康熙主持兴建的畅春园和避暑山庄在园林的成熟期具有重要意义,康熙本人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地位也应该予以肯定。此后的乾嘉时期的皇家园林正是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升华,终于到达北方造园活动的高峰境地。”
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二个皇帝,一生建树颇多。康熙的园林活动,最初集中在京师大内御苑和西山离宫御苑。他年轻时为巡狩围猎对京城南苑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又因北巡而于途中营建了一大批行宫别苑。从康熙的日常生活统计,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巡幸驻陛之处,他的多半时间是在园林里度过的。康熙依照明确的造园思想所营建的畅春园、喀喇河屯行宫、静明园、萼辉园、避暑山庄,都是清朝著名的园林。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至今仍然是人们消夏度假的旅游胜地。
1、康熙造园的思想动机
康熙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皇家的造园活动,是与他的修身、治国分不开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基本统一全国国土,此后的近20年里(至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年),他抓住和平建国的契机,着手科学与文化事业的建设,制定出具体的文化治国方针。园林活动是康熙文化治国的重要方式,园林成为他生活居住、行围阅兵和批览奏章的场所。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值的23.1%”[4],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一,为康熙的皇家造园提供了物质基础,他的造园活动在这期间步入高峰。
康熙造园目的明确,清·《避暑山庄诗序》中道出了康熙造园的思想动机:“奉慈闱,则征寝门问膳之诚;凭台榭,则见茅茨不剪之意;观灌种,则念稼穑之艰难;玩禽鱼,则思万物之咸若。”康熙汲取了历史上的帝王由于把皇家园林用于一己之豫游而丧民亡国的教训,通过造园活动,表现他的儒家品格与理学思想;他传承了“天人”的宇宙观,在园林中体现“中庸”观念;他通过园林活动,促进了民族的和睦;他把仁爱、孝悌、俭素的美德,外现于造园;他酷爱科学,精于耕种,园林成为他“格物致知”的场地。
2、康熙造园的价值取向
康熙站在新旧文明之间,掌握着当时中华大地上最先进的哲学———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3个太平盛世。从康熙所著的175卷的4部文集中,可以发现他修身治国的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园林文化活动倡导儒家的“致中和”思想。康熙建造的园林是他“致中和”思想的物化了的艺术形式。他一生勤于爱民,“期万类之乂和”。这种儒学价值观,反映在康熙造园的各个层面。他围绕着治世、宽仁、孝悌、俭素、格物等思想要求进行园林创作。
康熙的造园思想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隐逸”思想;也有别于其他帝王的造园思想;他从所崇奉的理学世界观出发,在造园中强化了“参天地赞化育”的哲学,达到了“致中和”的儒家思想境界。他积极聘用张然、叶洮、雷金玉等著名造园家和建筑家,运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设计手段,实现了儒家思想作用下的皇家园林功能要求,表明了他及其时代的皇家造园的价值取向。
3、康熙造园的艺术风格
康熙造园不求辉煌而取法自然,他的造园手笔打破了宋明以来的园林模式。康熙造园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巡行活动。他6次南巡,江南秀丽的风景滋养了他的园林美感;他又多次北巡、东巡和西巡,清清的松花江水,茫茫的戈壁沙漠,使他的园林审美不仅具有优美细致的一面,同时更洋溢着豪放大度的个性化风格。康熙善于诠释传统文化要素的内核,在吸收汉文化中先进思想的同时,还有其独到的理解。对山水、花木、建筑、禽鱼以及天象时节等,他都有衡量它们的美学标准。
康熙注重人文之美。他通过题名而揭示园林的主题;他的园林诗文极具慧眼,数量可观;他把书法、绘画、音韵之美揉进园林。同历史上的帝王造园相比,康熙在审美花木、审美天象时节、为风景主题题名及风景诗赋方面,更为内行。他专攻园林题名诗赋,使在他的美学思想指导下的园林造景,得以产生高深的哲学意境。他会心山水之情,强调其中蕴涵的儒家“中庸”之理。他以自身对“天人”的感受为主线,注重山水的一气贯注,景致的互妙互盼;他常以江南名园的造景技巧为范本,移植而又多有创新。
康熙十分关照花木的经营,他的造园思想更多地寄托在对花木的观察与体验之中。比如康熙对莲的认识,受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非常大,他在园林里的爱莲情节被传为佳话。康熙继承按四季变化设景的传统,并在其中表达祈和盛世、爱护众民的深层意义,见于避暑山庄“梨花伴月”、“无暑清凉”、“延熏山馆”、“松云峡”、“南山积雪”等。
康熙指导下的园林创作,追随着中国很早就有的美学认识———“致中和”,包括了园林内各要素之间完美和谐的有机组成,既有如景物等有形的,又有如声音、气味、冷暖、园艺等无形但可感知的要素构成。受儒家理学影响下的园林,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了主人的情感、心境、人格,以及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流动。康熙一生追求儒家的“致中和”思想,在营造园林时说出了“期万类之乂和,思大化之周浃”的肺腑之言。在康熙皇帝的苦心经营下,畅春园、塞外山庄等皇家园林多年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求“和”代表着康熙造园的宗旨与艺术风格。
4、康熙造园的实学精神
康熙自称“实学家”,他在园林里从事科学活动,使皇家园林的功用丰富起来。康熙以实学态度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几何学、测量学、天文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如康熙发现定南针所指的方向必有微小的偏向,并且它偏向的大小和方向因时因地而异。康熙对木兰围场、避暑山庄的相地过程,表现了他“格物致知”的科学世界观。像避暑山庄这样成功的选址,正是由于康熙拥有“穷自然山川之理”的功夫。
康熙造园讲求物种科学,在园艺学的探索方面具有创造性。他曾把南北方的物性作过一番比较,还亲身实践去辨认果木的性质,他觉得很多人以及一些专业书籍,对树种分辨不清,还大胆地指出过李时珍所注《本草纲目》里的谬误。康熙对园艺学、作物学不断研究,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组织编撰《广群芳谱》,共100卷,搜罗极为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生物、地理和气候的重要资料。
康熙的实学造园精神还反映在他在皇家园林里亲身学习、研究农业、医学等科学的活动,使其皇家园林的功能大为增强。为了摸索在北方推广水稻种植的经验,康熙于西苑新建丰泽园,作为农桑实验基地。康熙四十二年,在未建好的避暑山庄里首先开辟大片水田,用于试种御稻种,所收稻米不仅每年满足避暑之用,而且还有剩余。他充分发挥皇家园林的功用,不断在其中进行“京西稻”、青竹、葡萄、麦子等农业科学实验。
基于满族骑射的传统,康熙在皇家园林里驯养动物。康熙了解多种禽兽的习性,“为了打猎,他(康熙)还在距北京一(古)法里(1古法里=10华里=5km)远、方圆十六(古)法里并筑有高墙的园囿(南苑)中,派人饲养了大量的飞禽走兽”,又“在他的宫廷后的御花园中饲养了不少乳虎”[5]。受儒家“格物致知”精神的熏陶,康熙在皇家园林里对多种动物细心研察,总结它们的习性特征,丰富了皇家园林的功能与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