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是《易经》在建筑上的应用，是古代人类在建设城市和家园的综合评定方法，基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故对有同样基础的中国古代园林的影响也隐约可见。我国古代园林的“相地”是指勘测与选择园地，而相地原为风水术的别称，原意为观察山水形势、选择最佳地点。
《园冶》中“相地合适，构园得体”，把园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等六种类型，并分别说明其不同的相地方法。要求有山或有水，这与风水所云“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重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阳宅全书》)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不同的是，风水以择定自然天成的山水环境为最终目的：而园林则以选择自然天成的山水环境(园地)为基础，还要加以更多的人工修饰。此外，如果是方寸之间的园地，难有真山真水，亦可“模山范水”(即造假山水)，但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立基”是是指确定园林建筑、假山、水体与植物在总体布局中的位置。《园冶》卷一“立基”云：“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选向非拘宅相，安门须合厅方”。这里的“先乎取景，妙在朝南，”也类似于风水中尊贵建筑须“负阴抱阳”即座北朝南的原则。
事实上，在风水的影响下，我国比较典型的古代园林布局也大都是主体建筑倚山居北，而把人工湖或池塘建在南部。以颐和园为例，它把从昆明湖中挖出来的土用来培高万寿山，形成南湖北山格局，再以报恩延寿寺从临湖山麓建起，依山重叠，形成轴线；然后把佛香阁立在中轴线上的穴点上，使其成为全园的构图中心。
从构图上讲，风水理论的重心定位、前后对景、左右对称、纵深轴线发展，在古代园林中有很强的反映。主要反映在北方园林的轴线对称和南方园林的中心布局上。五行方位论在北方园林中表现较多，如：颐和园、慈宁宫花园、萃锦园等。北京景山整个园景可以说是风水理论指导的结果。《洛阳伽蓝记》“城内”篇有“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按东西南北方位与五行特征配合造景。由此可见风水对造园构图的影响。
掇山又称叠山，指人工堆造假山，它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精华之一。《园冶》卷三“掇山”云：“假如一块中竖而为主石，两条傍插而呼劈蜂，独立端严，次相辅弼，势如排列，状若趋承”，这里的“辅弼”、“趋承”都是风水用词，这里的主石与两旁劈峰之关系借鉴了风水中主山与其左右砂山的主从关系处理法。
古代园林在藏风聚气的基础上提出：浩气永寿，气寿观在园林中表现为题名与寿结合。与寿有关的题名如南齐仙都苑中的万岁楼、颐和园的万寿山、圆明园的延寿寺等。长寿的动物如鹤、龙、虎、狮、龟、麒麟、朱雀、玄武等，狮子林就因为吉祥就曾在皇家园林中四次被仿过。用长寿的松、柏、杜、灵芝等来造景的有魏文帝在洛阳建的灵芝池、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颐和园的云松巢等。
古代园林设计中的造园禁忌表现在石忌、木忌、池忌、山忌、屋忌、装饰禁忌等。石忌运用最多的当属辟邪镇恶的石狮、石鼓、石龙头等。在宗教园林中，因名人种植而后神化、佛化上升为风水树、神仙树。如苏州司徒庙的清、奇、古、怪四棵柏树。池忌常用神兽如龙、龟、鹤、鸭、风、蝙蝠或是风水吉语为池题名。山忌中的灵山多为风水山、佛山、儒山、道山等。屋忌主要是建筑的方位朝向、平面形式、题名选择上符合易经八卦、风水禁忌、宗教礼仪、风俗习惯等。西汉王商宅园白虎殿就源于风水八卦。在古代园林的室内装修上，喜用辟邪纳福、神话传说、名人典故等禁忌装饰。如颐和园用了三国故事和西游记的故事组成百米长廊。禁忌无非是辟邪纳福，与风水之藏风聚气异曲同工。
风水禁忌在古代园林中主要表现在造园的选址、构图、造园手法、装饰上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古代园林与风水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比如，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造园巨著《园冶》即大量借用了“相地”、“卜筑”、“八宅”、“宅相”、“择居”、“青霞”、“紫气”、“辅弼”、“趋承”、“曲折有情”等一大批风水用词，虽然不能断言风水左右了我国古代园林的艺术设计，但它对于古代园林设计的渗透和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