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作为《红楼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可以说是贯穿整部小说，但是从整体上着眼于大观园具体建筑的布局是在第十七回和第四十回、第四十一回。这三回中关于园林的描写着重点又有明显区别，第十七回主要是描摹大观园的外部轮廓。
质言之，即通过“试才题对额”这一回来画出大观园的鸟瞰图，而第四十、四十一回是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一事件，来具体刻画各个主人公住处的内部摆设。在这一外一内、一略一详、一大一小之间，大观园基本算是交代清楚，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展于人眼。再介绍大观园之前须先弄清楚明清园林建筑的整体风格，而明清建筑的风格多以明末清初文人住所为典范。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北方诸苑囿，在布置取材方面，多以明末清初江南诸园为蓝本”，大观园无疑也深受南方园林的影响。那么明清园林建筑的总体风格是什么？笔者以为“写意”二字便可扼其大要。所谓写意，与绘画之“写意”相通，是以审美性为主导，表现为“纳须弥于芥子”，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要有审美性之含蓄表达，目的是塑造一个特定的富有审美性的意境。
我们知道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园林多为皇家园林，气势磅礴，吞吐宇宙，如阿房宫、上林苑之类。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期，那时候的文人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绘画中也开始不追求塑形，而转为写意，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园林中的“写意”亦滥觞于此，谢灵运之山水诗便可作为例证。魏晋南北朝以后，园林艺术中运用“写意”方法的例子时时可见，例如王维之辋川别墅、白香山之洛阳别墅在他们的诗文中都有所表现。
然而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园林“写意”方法的高度发展是在中唐以后，经两宋明清，其在园林艺术中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这种方法在园林创作中的运用也日益普遍和丰富，最后完全渗透到理水、叠山、建筑、题额、室内装饰、盆景乃至园林的整体结构等方面。（王毅著《中国园林文化史》）下面兹举《红楼梦》中以山石写意、以水写意、以题额写意、以建筑写意的描写，来说明大观园的典范意义。
以山石写意。兹举原文（以下《红楼梦》原文皆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鳅脊，那门栏窗槅，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自是欢喜。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
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这是典型的“开门见山”的建筑风格，正如贾政所言，“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
重点在一个“趣”字上，中国人更爱含蓄美，这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都一脉相承，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山的“写意”效果主要表现在为整座园林创造出一种趋向自然野致的意态和趣味，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把审美者的情感引入与园林及宇宙和谐相融的境界之中。所以，后面宝玉提议将此山命名为“曲径通幽处”，自然是得到了激赏。
以水写意。兹举原文：“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熌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
这是描写了大观园中的水源。我们知道一个园林，没有水是不行的。水是连接各个建筑的纽带，在《红楼梦》中也是一种独特的象征，一方面“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有一种柔美和纯洁的象征；另外，它又有滋润“芳”的功用，所以宝玉将此处命名为“沁芳”，实在是极为恰当。抛开《红楼梦》，从园林的普遍意义上来说，水也是一种“上善”、“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象征，也能很好地体现出民族文化心理。
以题额写意。这在第十七回中随处可见，第十七回中的回目便是“试才题对额”。题额对园林景观的升华之功用如同诗句中“诗眼”的作用，题额甚至能赋予建筑独特的性格。譬如宝玉的住处里面有海棠有芭蕉，所以有“怡红快绿”的题额，黛玉住处“风味森森，龙吟细细”，又有娥皇女英洒泪湘竹的典，自然而然有“有凤来仪”的额，以及“潇湘馆”的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文字为载体的题额在园林中是最富有写意性的，它能赋予亭台楼阁各种意义，能表达建筑主人的品格和审美。只言片语，一联一对即可将人们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与周围的园林景观融为一体。
以单体建筑写意。建筑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主题部分，亦是“写意”方法不可缺少的部分。《红楼梦》中这部分的描写主要体现在第四十、四十一两回中，由于这两回涉及的建筑太多，姑且仅举潇湘馆一例，兹举原文如下：“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结合十七回中之外部描写“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
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进入，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出去则是后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又有两间小小退步。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通过潇湘馆内部的陈设和外部的布局，已经能清晰地刻画出林黛玉的性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筑本身的性格又反哺林黛玉的性格，致使建筑和人物塑造相得益彰。
总之，在大观园中，“写意”的实例触目皆是，它们的具体表现虽千差万别，但作用却都是通过激发审美者的心理活动，包括艺术相想象而突破园林景观在时空等方面受到的限制，从而把园林审美引入更深广的境界。
大观园中的建筑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
木心先生说过：“《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这几句判断用到大观园建筑上也是适宜的。如果我们把《红楼梦》中的人物抽离后，并不会觉得大观园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既没有皇家园林气派，也没有扬州个园那般随性。
事实上，正是因为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是一群活泼可爱、天真浪漫的少男少女生活的地方，其内在逻辑是因为人物的存在，大观园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论及建筑与人的关系。魏晋之刘伶曾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换个角度来看，大观园中的建筑也可以看作是人物的外衣。怡红院之于宝玉，潇湘馆之于黛玉，蘅芜苑之于宝钗，稻香村之于李纨，秋爽斋之于探春、栊翠庵之于妙玉……无一不是建筑和人物形成气质上的统一。
我们知道林黛玉的住处是潇湘馆，潇湘馆的院落里面布满了竹子，连房屋的墙壁和纱窗都是以绿为主，形成一种高洁的氛围。“竹子”这个意象是有丰富的象征含义的，自古就是“四君子”之一，而黛玉本人虽然寄人篱下，但却决不卑躬屈膝，而是有很强的自尊心，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与竹子的品格形成统一。与另外还有上文提到的娥皇女英洒泪湘竹的典故，更是象征了林黛玉的悲剧命运。
薛宝钗的住处是蘅芜苑，来看一下蘅芜苑的描写：“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薛宝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用王熙凤的话来说就是“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极其会做人，上至贾母，下至丫鬟仆人，无一不说她的好，而薛宝钗本人又十分素雅，从来不爱戴花的，也不涂脂抹粉。虽然很多红学家极其厌恶薛宝钗，说她藏奸，但笔者却不这么认为，正如王昆仑先生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说的：“作者对于这两个人（贾政、薛宝钗）是以十分郑重的心情加以处理，在他们身上，不能有一点任性与忽略”。
“香草美人”在屈原的《离骚》之中便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至少在建筑环境中，曹雪芹将宝钗置于了一种“香草”的环境中，然而“草”和“竹”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竹子一心一意直耸云霄，而“草”却“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无处不至，曹公是否在“竹”与“草”的形态中就隐含了人物的性格，也未可知。再来看一下蘅芜苑的内部陈设：“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连贾母也看不下去了，嗔着凤姐怎么不添些家具。
从内部陈设又能进一步读出薛宝钗的性格。笔者始终认为一个人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多么多么周到，多么多么体贴都是可以装出来的，但是衣食住行这些方面是装不出来的，是能深刻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的。宝钗对于这些身外之物可能真的是一点也不看重，决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做作。曹公在建筑的陈设上再次点明宝钗的性格，奈何很多人视而不见，真是枉费了曹公的匠心。
最后再说探春的住处秋爽斋。先不说其建筑的外部布局，也不说其内在陈设，单是“秋爽”二字便可概括探春的人物性格特征。探春是一个很爽朗、有主见的女孩子，她喜欢集市上卖的小玩意就会托宝玉给她买，一点也不扭捏；她想干点有趣的事情，就号召园子里的众多姐妹开了个海棠诗社；她在王夫人被贾母误会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替王夫人抱不平；她在王熙凤抱恙不能理家的时候，接下了管家的任务，并且管得井井有条，甚至被称为贾府中的“责任承包制”；她敢于在受到欺负的时候，一巴掌扇在王善保家的的脸上……探春的性格如此丰富，不禁让我们也惊叹“怎一个‘爽’字了得”！
兹举秋爽斋描写：“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这样的房屋陈设仍是给人一种爽朗之感。“三间屋子不曾隔断”显得屋子宽敞，另外大理石大案，名人法帖、宝砚、笔筒、汝窑花囊、白菊、烟雨图、佛手等无一不是象征着大气开阔的性格，从秋爽斋的陈设中可以将探春的性格立起来。
大观园与小说情节发展之关系
建筑场所推动小说或者戏曲的情节发展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西厢记》的普救寺，《牡丹亭》中的牡丹亭，《长生殿》中的长生殿等都烘托了人物活动的氛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红楼梦》亦不例外。
我们知道，曹雪芹在构思这么多人物的前提就是要让人物有活动的场所，为事件的发生提供空间。那么为什么曹雪芹一出手就是大手笔，能描绘出这么华丽而又真实的大观园呢？还得从曹雪芹的家世说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做了二十余年的江宁织造官，康熙南巡六次，有四次都是驻跸江宁织造府，可见曹家是有接驾的经验的，莫大的荣耀自然会在长辈的口中流传，以至于曹雪芹也对这么一桩盛事有很多的了解，这是其一。
其二，曹雪芹之所以杜撰元妃省亲，是不得不这样做，大观园是必须要有的，在曹雪芹构思《红楼梦》之初大观园应该是先定下来的，其次才是为建造大观园寻找合适的理由。于是乎才会有元妃省亲，是这么个逻辑关系。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可以从创作的角度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不是为了元妃省亲才建造大观园，而是曹雪芹已经在心中构思了众多女儿活动的场所，不得不杜撰元妃省亲。这么说是由根据的，大观园里面的建筑和每个女儿的气质相宜已可以充分说明。要不天下哪有如此凑巧之事？建造一个园林，园林建筑的性格和人物的性格竟如此统一？
既然大观园因为一个适宜的理由（元妃省亲）建造起来了，那么曹雪芹接下来就需要把这个场所展现给读者，让读者对主人公们生活的地方有形象的认知。于是乎，曹雪芹安排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和“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两个重要回目，由粗到精，由远景到近景，由宏观到微观对大观园的场所进行细致的刻画。而在这两回之中，我们又能看到贾政和贾宝玉的关系，贾政的清客们的群体性格，刘姥姥的性格，贾母的性格，以及众多女儿的性格，几乎每个重要人物在第四十回、四十一回中都有露脸，都有性格的展现。性格有所确立，才会有种种事件的发生，譬如湘云醉眠芍药裀，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等主要情节。
还有一个园林建筑推动情节发展的典型不得不提，那就是“滴翠亭事件”。我们先看一下滴翠亭是什么样：“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桥，盖造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槅子糊着纸。”事情是这样的，小红和坠儿在亭子里面说贾芸送给小红手帕的事儿，然后被宝钗无意中听到，宝钗就用了金蝉脱壳之计，说黛玉在亭子旁边藏着，于是小红误会刚才说的话都被林黛玉听到了。历来研究者都以此事件来责难薛宝钗，说薛宝钗藏奸陷害林黛玉。一个小小滴翠亭，能推动小红的后续事件，也使宝钗和黛玉的关系变得微妙。
从大观园的建筑本身入手，继而发掘园林建筑对文学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之关系。笔者以为园林建筑既然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肯定是和文学有某种相合的气质。如果抛开人物独立研究建筑也无不可，但是终归是隔靴搔痒，建筑的性格立不起来。大观园作为一个文学作品虚构的园林建筑，却能代表明清园林建筑的典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其说人们喜欢推崇作为园林建筑群的大观园，还不如说，他们喜欢那个充满青春活力和理想主义的大观园。
